宋奇光同志原名宋言卿，是原威海卫凤林区南曲阜村人，1918年出生。1934年秋季，我们两人同时考入威海卫公立中学（即威中）。初中毕业后又同时进入高中部一年级——当时的威海最高学府，即高二级（B)班（不是阮家寺初级蚕丝国艺科职业学校——那是家人误传）。到1937年底，因战争逼近形势不稳，学校不宣而自行解散，我们都回到各自的家乡。
在同学三年半的过程中，宋奇光同志在班上一直是个好学生。不仅功课好，体育也好，爱好打篮球，是我们中学生当时最爱说的“文武双全”型的高材生。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以致多年不忘，多年不解。
那是1937年的11月的一天傍晚，天空下着鹅毛大雪，我们正在教室里晚自习。忽然撞进一个青年人来，进门就喊：“百岁哥，大爷叫你回家去‘留先生’，今晚就得回去。”，引起大家一片诧异和一阵哄笑。我心里想：“曲阜村到底村子小，能管事的人不多，‘留先生’也得在校的学生回去办。真奇怪！” 我知道他父亲在村里当村董（村长），但为什么硬叫自己的儿子回去“留先生”呢？
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威海市后，听人说宋奇光同志就离家出来参加了抗日，部队就驻在正棋山东麓的于家夼一带。我心里将信将疑：是谁的工作？通过谁的关系和渠道？他怎么会一个人从离开威海那么近的地方跑出来找到三军（即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三路）呢？因一直没有见到他的面，也无从打听清楚。1940年春，东海人民第二次武装起义成功，文荣威三县都建立了部队，听说他又去了荣成工作，具体情况也不甚清楚。
1941年秋，我奉调去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回来又去胶东区党委党校和胶东《大众报》社工作了两年。1944年3月重又回到威海，老同学相见分外高兴。原来他已从荣成独立营调来威海独立营担任政治委员。想到今后可以在一起工作，共同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威海市齐心协力并肩战斗，心里感到特别高兴。在后来的岁月中，一次闲谈时，我问起了“老问题”。原来要他回村去“挽留”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我也熟识的刘德顺同志。刘德顺同志是威海中学4级的学生，战前的共产党员，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起了骨干先锋的作用。被勒令退学后，就去曲阜等村以教学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他要赶去天福山区参加起义的部队，临行前要向宋奇光同志交代工作，做些安排，然后才可放心地离去。根本不是要宋奇光赶回去“挽留”他。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从刘德顺同志那里接受了党的影响和教育，顺着他指引的路子出来参加了革命队伍。
回到久别的家乡文荣威边区以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到敌占区内部看看，摸摸情况，以便以后工作起来心中有数，肚中有底。正好东海军分区派来了武装工作队，我便决定以县委书记兼武装工作队政委的身份亲自带武工队到敌占区里走走。县委会讨论时，奇光同志认为武工队员素质虽高，都是区级干部，但人枪数目均不超过五十，力量显得薄弱，且必须保证县委书记的安全，决定由独立营二连调一个排的力量，由指导员于英斌带领归我直接指挥，配合武工队行动。
我们一夜功夫插到羊亭区西王家夼村，第二夜又插到里口区姜家庄。听里口区副区长周瑞祥汇报：张村据点伪警察根本没有枪支；双岛西山伪税警也只有两颗地雷，是我们的关系，在岗楼底下喊一声就会下来跟我们走的。我想既然没有枪支，还放他们在那里干什么？让他们在那里作威作福，鱼肉老百姓？！“拔掉！！”，有人说：“拔据点，要经上级批准！”，“怎么打鬼子还要经批准？”,“拔掉，他们会再修！”，我说：“再修再说。”。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在3月底的一个漆黑夜晚一举拔掉了张村伪据点，俘虏伪警20多人，缴获物资不多，无枪支（我因曾夸大战果，虚报缴获了枪支，还受到胶东军区的批评）。对双岛西山据点，由羊亭区中队长姜义章率队与周瑞祥去打“抬竿”领人来。可事实跟一厢情愿大不一样，做了大量劝说劝降工作都不见效，最后威胁要用地雷炸塌岗楼时，半个班6个人的伪税警才极不情愿地跟着区中队回到根据地来，这时天已近拂晓了。
这个消息传到县委机关和独立营营部时，引起很大兴趣。宋奇光同志马上带着二连的另两个排赶来羊亭区与我会合。听了羊亭区敌工站站长梁自修同志的工作汇报，决定使用毛家口子伪军据点内线关系韩玉麟配合二连攻克这个据点。我亲眼目睹了宋奇光同志作战前动员和那个小副指导员当场请战、预交党费和私人钱物的动人情景，感动得差点当众落下眼泪。由于内线关系得力，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打开大门，几颗手榴弹一炸响，伪军就光着屁股从被窝里爬出来投降，只跑了小队长徐伍伦一人。战后总结：由于事先了解情况不具体，没有料想到岗楼里的空间会那么狭窄，一个排的兵力进去展不开，差点误伤了自己人。
闻讯后，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其章同志也行动起来了，带着特务队一夜长途奔袭进了里口山里，搬来伪军家属帮助喊话，迫降了里口据点一个班的伪军，从班长到士兵十二、三人全部投降。
独立营长江海同志留下三连驻守机关外，也带着一连全部官兵赶来羊亭区与宋奇光和我会合。又请梁自修和高亮（羊亭区区长）同志汇报了羊亭村伪军据点的情况，一致同意由江海同志和宋奇光同志率队突袭这个伪据点。由于街道建筑狭窄密集，隐蔽埋伏条件特好，突袭很顺利很成功，一举解决了伪警察分署，俘虏伪警20多人，缴获枪械物资各一部分。从而结束了这次探索性的逐渐发展形成的有限规模的攻势。
这次攻势为时一个月，拔除五座据点。战果虽不大（就现时眼光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特别是在政治方面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为地方党政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方便条件，并且使我们在思想上受到很多新的启示，寻找战机，主动进攻作战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在日常工作接触中，我注意到宋奇光同志很关心柳林村、山口村及曲阜村的情况，也很熟悉这几个村长原来的工作基础和老党员的情况，且与柳林村失掉组织关系的郭云从同志来往密切，不觉有些纳闷。后来了解到“七、七”事变以前，他就在这一带进行过活动，给在这几个村庄以教学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的刘庆华（柳林村，党支书）、夏戎（山口村，战前党员，威中4级学生）和刘德顺同志（曲阜村教员，战前党员，威中4级学生）之间当义务交通员，为他们之间的通信联络提供过很多帮助。直到多年以后，我才得知刘德顺和夏戎同志早在1935年春就研究过宋奇光的入党问题，准备在时机成熟即吸收他入党。后来考虑到宋奇光同志的安全问题而搁置下来。由于宋奇光同志为人谦虚，从不夸耀自己的历史，所以在生前很少人知道他在战前已为党工作的这段革命历史。
1944年8月底9月初的秋季攻势中，威海独立营的作战主要由江海、宋奇光同志负责，孙竹同志（县委敌工部长）协助配合。他们的仗打得很好很顺利，受到县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1944年10月，威海独立营在文西独立营的配合和支持下，又在里口区后峰西村一举歼灭了多次袭扰解放区的郑维屏残部匪帮，俘获匪首阮学勤等68人，扫清了进军威海市的障碍，解除了一大批政治隐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县委对此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我们的独立营立了大功，江海、宋奇光同志为威海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十月革命节时，我们在南小城村举行了祝捷大会，军心民情都非常高涨，这是威海人民抗战以来最兴旺、最强盛、最好的时期。
我们两人在一起工作，关系一直非常协调，非常好。虽然他比我年长两岁，且参加工作时间又比我早，但对我和县委却非常尊重，很注意维护独立营和县委、行政办事处的团结。1945年开始，我奉调去胶东区党委党校第二期整风班学习。县委书记工作即由宋奇光同志代理，他工作得很出色，受到全体县委委员和全体机关干部的尊重。
1945年8月20日，整风班还未正式结束，我又奉命提前赶回了威海。宋奇光同志由于攻打竹岛据点受了重伤，肚肠被打穿，左手掌被击碎，被急救的担架队日夜兼程送往胶东军分区后方医院。这件事给威海区的干部和广大群众很大震动。县委的代理书记、独立营的政治委员竟在对市内敌军最后一击的前哨作战中受了重伤，流出了自己的鲜血。干部群众无不为之动容，为之惋惜，有的甚至哭泣流泪不已。医院所在的根据地人民也感动不已，纷纷要求为他输血。正如宋老太太（宋老伯母）所说的：“儿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宋奇光不愧真正为威海人民的好儿子，“以一当十”的好子弟，我的好同学、好战友。
伤愈后归队，宋奇光同志回到由胶东九纵队组建成的人民解放军第27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一系列战斗。1950年10月由随军抗美援朝，直至1952年回国。到青岛的第一站找的就是我家，这是我们1945年分别以后七、八年来的第一次重相见，真是悲喜交集，难以言状。后来他分配到青岛北海舰队工作，我们又时常见面。后来，我调浙江工作，他调广州海军第二水面舰艇学院工作，他从北京开会回广州，总是争取乘火车从京沪线转浙赣线，专程路过上海、杭州见见老同学、老战友，畅叙胸怀。我们的关系始终保持不断，友谊且日渐增长。1986年7月22日，宋奇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68岁。我和老伴专程赶去广州向他的遗体吊唁告别。可以告慰家乡父老和威海市老同志的是他的家属子女都很好，三女一子都事业有成，老伴也很健康。相信他们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一九九五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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