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明同志在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之日开始，就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不久又任青岛市委书记，直到1950年底离开青岛市止。同一时期，我也在青岛市内工作，开始担任市青联主任，7月又被派担任中纺九厂（青岛国棉八厂）的军代表，负责该厂的接管工作。1950年调到青岛市委机关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帮助他处理一些具体事务。由于接触比较直接，受到他的教育和影响也就多一些、大一点。对于他观察问题的敏锐性、处理问题的高水平和魄力，以及果断干脆的领导作风，我是深深钦佩，确信不疑，至今铭记难忘。
（一）以处理中纺公司四、五厂部分工人的罢工事件为契机，下决心选派一批市级主要负责干部（如市委委员柳运光、市委宣传部长李佐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超等）紧急去中纺公司及其所属的8个工厂担任军代表，加强对各大工厂的军事接管力量，积极占领主要工业生产基地，使我党我军在各大工厂、各大企业中站稳脚跟，取得主动权。从而不仅稳住了中纺公司各厂的形势，也稳住了青岛全市的大好局面。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很有关键意义的一步。这一步抓住了且抓出了成效，结果全盘棋都走活了，青岛市的整个工作前进了一大步。相反，如果这一步抓不住，造成失误，接管官僚资本工厂企业的工作就可能大为迟滞，整个接管和建设青岛市的进程也就可能有所延迟！
（二）亲自抓生产救济工作，稳定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1949年冬季和1950年春季，对于刚刚获得解放半年的广大青岛人民群众来说是个极不寻常的季节。工厂开工仍然不足，部分群众失业，收入来源减少或根本断绝，市场上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一部分人的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有的甚至嗷嗷待哺在饥饿线上挣扎。尽管这些人的贫穷困境是德、日帝国主义长期残酷剥削遗留下来的，是国民党军队撤退前直接疯狂劫掠造成的，但他们终究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党的基本群众，我们共产党不管谁来管他们呢？向明同志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寝食不安，叫我紧急通知市人民政府民政局长崔介同志来，向他直接汇报各区春荒灾情，立即布置他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和以工代赈的工作。先后发放救济粮200多万斤，救济盐8万多斤，救济款近18.6亿元（旧币，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18.6万元），救济了8.8万多人，帮助人民群众胜利地度过了春季灾荒，稳定了青岛市的社会生活秩序，提高了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巩固了我党在青岛的社会群众基础。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40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还有新的发现和新的体会：它和现今党和国家所倡导的“扶贫工程”、“济困工程”、“送温暖工程”是多么相似，不仅性质一样，其效果和作用也是完全相同。只不过当时更为紧迫，所起的作用更加具有关键性意义而已。
（三）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干部教育，重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化的工作。
以向明同志为首的青岛市委非常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工青妇群众工作。从进市起，到1949年底，仅半年时间全市的各大工厂、企业和学校就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支部或总支部）和工会、青年团、学联、妇联等群众团体的基层组织，到1950年6月底，全市已发展党员2548人、团员1万多人、工会会员87845人、妇联会员61782人，组织1.2万多名大中学生参加了学联等，成绩可以说是比较显著的。
向明同志亲自抓在职干部的教育，每两周，最长一个月一次地给县级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报告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多彩，语言既严肃又生动，针对性很强，联系干部的思想实际，进行分析说明，解决干部中的糊涂观念，非常吸引人。以致当时的报告现场——青岛电影院座无虚席，人满为患。广大干部一致评价很高，认为听向主任的报告简直是一种“享受”！
向明同志很注意发挥市委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市委全体会议一般一个月召开一次，由他本人主持，有时也由副书记薛尚实同志代为主持。市委办公会则比较频繁，一般一周一次，有时周一，有时周六或星期天，或者有急事临时通知。他很尊重各个委员的意见和权利，经过讨论形成一致的意见再去贯彻执行。最为突出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不到14个月的时间内就召开了两次全市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是在1949年8月的下旬，即青岛解放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召开的。第二次是在1950年的7月，即接管后的第14个月召开的。两次全体会议上，向明同志都代表市委作了工作报告。第一次题为《建设新青岛的方针和任务》，第二次则是《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均提请大会讨论和审议，从而统一了代表们的思想认识，促进了青岛市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加快了改造建设青岛的进程，受到全市广大党员同志和各界人民群众的拥护，并得到山东分局、华东分局和党中央的肯定。
（四）亲自抓文秘工作，不断促进和提高市委机关的文秘工作水平。这一点我是感触最深的。由于当时的形势发展比较顺利，到1950年上半年，军管任务已陆续基本完成，各项党政职能陆续移交市委、市府，军管会的机构只剩下个空壳子。电台和机要文电工作全部移交市委机关后，无形中加大了市委秘书长肩上的担子，任务甚显繁重。我个人的思想、文字水平特别是这方面的工作经验，都适应不了工作发展提出的要求。不少报告文件（前两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报告）都是向明同志自己动手熬夜写出的，有的则是在我和有关同志撰写的稿子上增增删删仔细修改加工成的，费的功夫和精力可能比他自己动手写的还要多。这使我感到压力很大，几次想到“是否还能坚持干下去呢？”向明同志可能看出我这个心思，曾专门与我面谈过一次，交待我专程去济南跑一趟：第一，向山东分局办公厅副主任贺汝仪同志请教分局办公厅文秘工作的制度和经验；第二，主动拜访济南市委秘书长韩去非同志，以交流经验。贺汝仪同志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并建议我再去华东局办公厅取经（我因未经请示，不敢擅自行动去上海）。韩去非同志则称工作忙无经验而婉拒。考察学习返青后，一时之间工作也难有起色，使我内心感到十分苦闷不安。好在不久，1951年上半年成立崂山县工委，我被任命为工委书记，离开了市委机关。
1950年底，向明同志调回山东分局工作，我再未见到他的面。1954年向明同志受到高饶反党联盟的牵连，蒙受了不白之冤。过去跟随他积极工作，特别是与他接触较密切的同志，在肃清“向明同志错误影响”的运动中，自然免不了被当成“小向明”来肃清一下，因而使一些同志背上思想包袱，长期受到压抑。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河北省委做出决定，给向明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是完全正确和十分英明的。不仅对向明同志的亲属是极大的安慰，对解除山东省一些受牵连同志的思想包袱，增加山东省党内的团结也具有极大的意义。对此，我们谨向河北省委、山东省委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向方俊同志和她的子女表示诚挚的慰问。希望所有敬重向明同志的老同志、老战友共同学习向明同志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把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富足、更加昌盛和更加现代化，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幸福、更美满，以慰向明同志和一切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向明同志永垂不朽！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牺牲的先烈永垂不朽！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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