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我出席了胶东区党委召开的全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期间接到区党委组织部通知，决定调我去山东分局高级党校第二期学习。因为第一批抽调的学员有的年纪太小，有的不够水平，已改去鲁中区党校学习了。去山东分局高级党校第二期学习的最后确定名单是：宫维祯（区党委宣传部长）、王毅（黄县各救会会长）、曲韶华、张福芝（二人都是胶东妇联负责干部）、张乾亨（招远县委书记）、孔广弘（乳山县委书记）、冯桂江（招远县委组织部长）、我，还有一名昌邑县委干部共计九人。出发前，每人发给一个沉甸甸，装满物品的挎包（未说明内容）,要求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人在包要在”。我们都知道包内是北海银行的钞票，每包一万元，还有金锭，是带给中央和山东分局的经费，总数不下十余万元，是极为贵重和重要的。出发时，又临时来了四个队员：李慕、江果（江铭）、董华民、巴南岗，他们是去抗大分校建国大队学习的，准备胜利后接管政权建设国家的。
由于当时是战时环境，各个根据地都被日伪军分割开，联系交通很不方便。加上组织第一次干部赴延安时，西行经过国民党反共摩擦专家秦启荣的防区，受到秦部拦截和袭击，人员受到严重损失。严重教训使人感到压力很大，西行之路被视为畏途。因此，军区决定派出主力团14团的一个连队一路护送我们这支干部队伍，经由“渤海走廊”，前往邻区——清河区。
当天入夜，经过一天行军的部队正在分配房子准备住宿，一口熟悉的乡音频频从隔壁14团的住房里传来，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不想却见到我日夜思念的表弟张华文，兄弟异地相见分外亲热，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他1938年春天参军后不知下落，到底分配到哪里去？原来他已经提拔为这个连——14团二连的指导员。这是很不容易的，令我很欣慰。
几天后，部队到达莱州湾的虎头崖，我们与护送部队分手，准备改乘木帆船渡过莱州湾边的浅海区到昌邑找县委。14团二连则按原定计划折东返回军区。到昌邑后，我们很顺利地找到昌邑县委，并接到牟汉华同志入队。昌邑这个地方是个很荒凉的地区，一望无际的盐碱地几乎不长庄稼，只有耐碱低产的稷子，老百姓就靠这种低产量作物生活，是很艰苦的。
经过几天行军，我们进入了寿光西部的平原，一马平川，人高马大，男子都在1.8米左右，毛驴拴在桩子上转悠。寿光的鸡本来就有名，这次见到了果然不假，公的母的都在15公斤以上。心想等回老家以后，想法弄几只养起来一定不会错的。总之，那里是一派生机，令人心情非常舒畅。
走出寿光平原后，进入广饶境内，到辛集镇打了个折弯，由向西转向西北。晚上就住宿在八大组，是当时冀鲁边军分区的一个后方基地，冀鲁边军分区撤销后合并到清河区，改成渤海军区的一个后方基地。我们住在地窖窝棚（一半在地面下），吃的、用的都是坑洼内渗水。当时，谁会想到它就是今天东营市区胜利油田的所在地。休整了三四天，又启程返回辛集镇，进入到靠近胶济线铁路的村庄地带准备越过胶济铁路。经过一两天的休整，这天下午三四点钟，部队吃完午饭休息后就开始出发，五六点钟到达离铁路最近的一个小堡垒村庄。此时天已渐黑。在高粱秸捆子的铺垫下，部队算是比较顺利地跨越了铁轨，只是有几只牲口花了点功夫，三番两次才爬上路基。越过铁路，天已全黑，远远望见周村的辉煌灯景。过了路基后，我们又赶了三、四十里路，到天大明时就安然脱离了险境，安全地完成了过路任务，令人大大地喘了一口粗气！
11月4日，我们终于到达山东分局的所在地——沂水县士郎宅（编者注：沂南县侍郎宅），在交出随身所带的挎包（北海币）和金锭以后，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亲自招待我们吃了一餐饭，最后菜了盆光。胜利完成了护送资金的任务，大家尽欢而散。
当晚我们就被送往高级党校。此时正值日伪军的扫荡，我们在张家村北的古柏树林内的古墓葬群中组队，静待命令统一行动，准备进行反“扫荡”突围。命令一下，部队隐蔽急速行动。天亮以后，我们已悄无声息，未听到一声枪响静静地突出了日伪军的防线，胜利地突破了包围，连同随队采访的两位德国记者也一起愉快地溜达散步，喜不自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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