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3月7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威海卫，国民党驻威海卫的党政军警，早就撤离了威海卫市区。
被国民党刚刚任命为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代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原公安局长郑维屏，率其所部驻扎在文威边区的东、西武林一带山村。以大队长安廷赓为首的海军教导队总队第二大队，也撤退到文威边区的文登架山村一带。原总队长张楚才（已离开军界）则赖在城里不走，投降日寇当了汉奸。
我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路指挥部成立后，指挥员丁光，政治特派员孙德运等率部进驻正棋山东麓——威海卫第八区（桥头区）的方吉、于家夼、马夼邓村，与毗邻的国民党部队建立了联合抗日阵线。在我党我军的推动下，这些部队的兵员，分别部署在羊亭、冶口、温泉汤等村一条弧形防线上，抗击着威海卫市内日伪军的不断进犯。比较来说，此时的国共合作的抗战形势还是好的，民心安定，士气高涨，多次战斗也颇有收获。
我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路，为了集中力量抗敌，于6月奉命西上蓬、黄、掖一带抗日，同时在胶东设三军三路留守处，后改称为八路五支抗日联合办事处。9月18日，三军三路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八路五支）。12月，改称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
行前，虽然散发了“为西上告文荣威同胞书”，但总稳定不了三县人民，特别是三军三路驻地一带人民的震惊、惶恐心情。
在此期间，安廷赓部也由于受不了郑维屏部的排挤、欺压，而撤到了牟平县的冯家、午极一带。与牟平县的地方势力派、顽军苗占魁、张建勋等部靠拢在一起，支撑着牟平县境域的“抗战”局面。
由于三军三路和安廷赓部的相继西撤，空出了一块相当大的地盘，郑维屏便趁机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他把原威海卫公安局所属的三个分局，扩编成三个团，号称保安第一旅。原第三分局的局长石兆麟（外号石猴子）升为第三团团长，团部就设在荣威边区荣成县境内的杜家、孔家等村，其部队则分散部署在威海卫境内的洛后、观里、盘川夼等村。
原驻文登、荣成两县沿海一带的盐务警察王兴仁和胡寿恒部，此时也分别有了发展，扩编成保安第二旅（实为空架子），王为旅长，胡为副旅长兼任荣成县长，其前沿部队——梁俊逸中队住在孟家庄、桥头村一带，张文彬中队就驻在三军三路驻地的墩前等村。
上述几个顽固派部队，都是采取消极抗战的态度。日本军队出动了，他们空打几枪就撤退，日伪军撤回据点后，就又大摇大摆地回到原驻防地，形成了与日寇相对而望的半休战状态。但对待老百姓，他们却打着“抗战”的招牌，作威作福，鱼肉人民，游击队变成了“油饼”队，人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8月1日，郑维屏部袭击了八路五支抗日联合办事处，制造了“葛家惨案”。更严重的是，自“葛家惨案”以后，各顽固派军队加紧了对我党我军的挑衅，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迫使我们党的工作转入了相当困难的地下状态。刚刚激发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情逐渐冷却了，建立不久的民众抗日自卫队的活动也停顿下来。文荣威边区人民又陷入国民党顽固派的全面统治之下，迷惘和失望的情绪笼罩着广大抗日救亡青年的心头，人民多么需要在有一支自己的武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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