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5日，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威海市区，国民党政府驻威海市区的警察部队、海军教导队望风而逃，不放一枪就撤出了防区，拱手把威海让给了日本侵略军。警察局长郑维屏率一部分警察撤退到草庙区和羊亭区交界处的东西武林高地；海军教导总队的安庭赓率部撤到了文威边界的架山山区一带。此前，由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和林一山同志直接领导的由威海政训处总干事孙端夫率领的政训处干部和民先队员组成的人民武装起义部队已进驻蓬黄掖，开展北海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而由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驻文荣威办事处直接指挥领导的三军三路指挥所的部队则集中驻扎在正棋山以东的方吉、于家夼一带山村，积极抗日。这种形势形成一种互不干扰、互不侵犯、松散的联合抗日局面。可是这一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打破了。由于郑维屏升任威海区专员，接着又兼任山东第七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保安第七旅旅长，声望势力独大，肆无忌惮地排挤其他势力，先是把安庭赓部海军教导队排挤出了文威边区，挤到了牟平县境，接着又排挤联三部队。大概本年六、七月间，三军三路指挥部部队在丁光总指挥、孙德润政委的率领下也被迫挥泪告别了文荣威边区人民，西上蓬黄掖抗战，……。
郑维屏由警察局长升任为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后，便乘机招兵买马扩充部队，部队由不足一个营的警察扩编为一个保安旅，下设三个团，一个警察分局扩编为一个保安团。温泉汤警察分局扩编为第三保安团，团长汤玉麟等等，俨然成为一方土皇帝。这些现象，给威海行政区的老百姓，特别是上层人士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郑部军力大增，声望陡涨的局面会稳定维持下去，形成了稳定的抗日局面。这种看法、想法在社会上普遍流传，不可能不在党内特别是特区委内反映出来。在这种对局势误判，盲目乐观的思想指导下，特区委决定把党员教师带头组织起来的小学教师救国会正式向保安三团团长兼温泉汤分局局长汤玉麟呈报请求批准，争取合法化，以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和加强抗日救亡的组织动员。但是我们错了，不但没有获得批准，反而招来了追查、追究。
根据刘玉林（共产党员，特区委统战部长，当时掩护身份是村长）参加郑维屏部召开的联保主任村长会议回来汇报说：郑部本来就怀疑小学教师救国会的情况和胶东《大众日报》的来源、派发、赠送情况。知道是经过雅格庄的，要一并查清解决。郑维屏要下手了，只是时机未到。为此，我们特区委专门作了研究，并立即上报东海特委。经过特委同意，立即隐蔽组织并撤出有关负责人员殷少欣、夏继增（林乔同志）。调殷少欣同志去文登县委任组织部长，特区委书记由我（时任特区委青年委员）接任。由地委组织部派来苏菲（梁镇安）担任青年委员。林乔同志留在特委警卫连（一连）任政治指导员，原特区委政治交通员张义（梁国为）同志改任特区委职工委员，另外提任郭连同志担任政治交通员。
经过这样的调整和撤退安排，保证了特区委的安全，平安地度过了一次政治危机。胶东《大众报》的传递派送问题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安排和补救，也顺利过关。
自此，我们接受了教训，改变了我们对时局不切实际的幻想，纠正了我们对郑维屏部的看法和政策。不再追求所谓合法斗争的道路，仍然回归了埋头苦干，扎实工作，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预备人员队伍，收集零散武器和子弹，隐蔽埋伏并麻痹敌人，以备发动起义使用。经过大半年的时间，我们终于准备了一定的实力，收集了一定的物资，只等待时机的到来。
不想这样一个历史问题，文革期间不知怎么搞的叫西安空军测绘学校的造反派发现并抓牢，非要打林乔同志一个反革命分子不可。他们向我调查时，我反复说明，不厌其详地反复解释，错误是我们特区委犯的，是我们集体决定的，要允许我们犯错误，允许我们记取教训改正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们则认为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特区委一个好的都没有，骂个不停。我大冒其火，坚决对抗，拒绝继续谈话，迫使他们收敛了嚣张气焰。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日下午五至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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