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7年8月底、9月初进入这个班的。——威海卫公立中学高中部第二级的一年级。威海中学是男女生合校的。我们班由三部分学生组成：主要是威海本市的初中毕业生会考录取序号为双数的学生，即双数生，其中大部分为本校的七届毕业生和女子部的同届毕业生（如王秀蕊等）；另有一些是育华中学的毕业生（如李俊之、丛明珠等）和海星中学的几个学生（如张立安、张立寿等）。还有十名左右的学生是从烟台来的，他们本来是想报考北京高中的，因“七七事变”爆发而改报考威海新建的高中，如乔玲、薛淑敏等。
当时的情势使同学们根本无法安心读书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歌声在校园内此起彼伏，永不停歇。上课时，同学们总是要求老师们不要讲课文而是讲解时事政治。生物课老师赵野民很理解学生的思想情绪，他表示知道的并不多，但可以每周让一个课时给袁时若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时事政治，……。袁老师原是我们初三的英语老师，很受同学们拥戴，升入高中后，袁老师就不再担任我们班的英语课了。这回袁老师的第一堂课，即谈了党中央对日抗战的主张（八一宣言）和陕北红军渡黄河东征抗日的事态，很受同学们拥护，很感兴奋。第二、第三堂课时，又接着谈了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提出学生走出课堂，到农村去，到贫苦农民中去宣传发动他们，准备抗战。
根据这个倡议，班长车学藻将全班四十人组成八个小组，每组五个人。我那个小组，五个人都有谁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个女同学叫薛淑敏，是烟台来的，很漂亮，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们组被分派到西门三里外的黄家夼。我们召开了农民会，建立了夜校，给他们讲了抗战形势等时事政策，很受村民的欢迎。只此小小一步却在市区内引起很大风暴，传播的沸沸扬扬，说威中赤化了，出了共产党。校长张宝山也乘机大兴讨伐问罪，质问车学藻：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向学校请示汇报？！车学藻则反问他：“抗日有没有罪？！下乡有没有理？！”双方都很激动起来，大声争辩斥责，互相拍了桌子。张宝山当场执笔写下了告示，通告开除车学藻的学籍，并随即贴了出去。事情完全搞僵了，无法挽回。（这是1937年12月初发生的事）
这个张宝山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开明人士。1937年夏季，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专门举办的中学校长讲习班。受训一个月回来，变成了笃信“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分子。这次表现实在是他个人本质的体现。
告示引起了全班的轰动，同学们纷纷表示反对，认为抗日无罪，下乡有什么不对，要求校长立即纠正。但有一位叫陈恭岳的同学（绰号叫“没耳根”——胎生的缺陷，自诩为“八、一三沪战”英雄——这自然是谑称）公开跳出来反对，拥护校长的野蛮措施。激辩中，遇到傅正义同学（班上的骨干分子）推搡扭打，造成课堂纪律大乱，根本无法继续上课。学校教务主任戚简侯老师闻讯赶来安抚整顿课堂秩序，连呼十几声“同学们，同学们，安静些！！”，由于感情真诚友善，才使秩序终于平静下来。他说:有什么意见，尽可以充分发表，有他在，学校不会无理处罚车学藻的。于是，全班同学又临时推选了八个代表向校长请愿，有张超文（教导总队总队长张楚林的儿子）、郑某某（警察局长郑维屏的儿子）、戚道顺（商会会长戚仁亭的侄子）和傅正义，还有我（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等。当时找到校长张宝山，他表示决不作任何改变妥协，继续闹就开除八个代表，再闹就解散高二（B）班全班。谈判全部僵住，罢课成为不得不考虑的趋势，……。
事情引起了全校的轰动，高二（A）班（我们的姊妹班）、高一级的班都对我们班表示同情和支持。高三班的一些从北京来的反对“一二九”运动的同学和志诚等校的住读学生则持反对的态度，个别人甚至很嚣张和强硬（如姜学政），主张用棍棒镇压我们，……。这引起了袁时若老师的警觉，特地转告我们注意警惕和清醒。
在此紧张的形势下，学校召开了紧急的校务会议，经过紧张的争吵辩论后，达成了妥协的协议：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罢课恢复上课，车学藻向校长作适当的检讨，检讨自己对校长的不礼貌态度，赔礼道歉。同时校长则改变开除车学藻处分决定，记两个大过以观后效。事情终于平息，我们的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1937年12月25日上午，根据傅正义同学的通知，我按时找到了戚东夼居仁里2号（袁时若老师的校外住处），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威海卫地方队部的成立会议。会上宣布袁时若任队长，赵野民任组织委员，毕基初任宣传委员（一直未到职，未见面）。第一批基本队员二、三十人，其中包括我班同学车学藻、傅正义、孙金一和我等十几个人。但到会的除了两位老师外，只有我一个学生，不知什么缘故？！
这一次事件，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第一次的政治锻炼和政治考验，教育意义很大而且深刻，终生铭记难忘。俗话说“三岁看老，薄地看苗”，回顾六、七十年的历史进程，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留在敌后的同学，如车学藻、宋言卿、梁学张、梁学韶、梁学孟（所谓“三梁”）、傅正义、丛天滋、林基凤和我（原名钟毓祝，后化名章若明）等，或者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中级指挥员，或者成为地方党政干部，或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专业技术人才。他们都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另有三、五个同学由于倾向校长而跟着迁校到了荣成青山，后来辗转曲折到了大西南，考入西南联大学工、学医、学商。毕业后大都返回胶东青岛等地就业。有的当了市立医院的内科主任，如鞠锡阅。有的做了冶金学院的教授，如鞠惠远。张福藻是学商的，则回到了北京。倾向于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丛天滋（后来化名林理明）则绕道香港去了延安，后来成为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所有同学中没有一个人加入蒋军，从事进犯解放区的。
年底山东德州失守，日军大举向济南进攻，学校处于半瘫痪状态。年终考试无人顾及，有些人根本不到学校上课，有的离校回家了。我也于1938年1月4日由于缺少生活费无法继续在学校生活而向袁老师请假回到家乡。不想由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断绝了我与学校的联系。可是三、四十年后，一段奇遇才弄清了我一直多年来的悬念，了却了一生的一件疑案。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在我任职的杭州大学礼堂内开会时，我发现一个座位上的听众是我很熟悉的面孔。但是我没有敢冒认，因为世上面貌相似的人都是很多的。但不久后的一天，在西湖边断桥附近我又遇到了他，于是直接动问他的姓名、职务。得知他叫陈工学，原来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陈恭岳，是杭州大学心理学系的工作人员——心理学系外国心理教研室主任、《心理学动态》的学刊编辑。他1937年从威海回来后，曾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过，与陈安羽是同学。1938年参加皖南新四军。杭州解放后，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计划处长（16级），现已离休。接触中，听他透露对王芳同志的内部肃反运动意见很大，可见他挨过整肃审查。联想他在车学藻事件中的态度，完全不出我的意外。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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