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若明回忆文集:沉痛怀念胞妹钟卓贤

老飞新手 发表于2016-05-16 16:33:23
我的父母一生一共生下七个儿女,活下来的只有我和一对双胞胎妹妹中的大妹妹。
1928年5月17日,母亲最后一胎生下个双胞胎,都是女孩。长的叫金凤,幼的叫银凤(是大伯母赐的名字)。不久母亲就患上了重病,我当时不知道,直至今日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病。据我分析:一个可能是子宫癌,一个可能是急性肝癌。不到半年,母亲即病危去世。母亲病逝后,大妹妹由二伯母哺育,小妹妹由大伯母抚养。不出半年小妹妹也死去了,大妹妹就一直由二伯母抚养下去,并改名“金环”。祖父去世后,整个大家庭分裂成为四个小家庭。我一直是兄妹俩人,在父亲和继母的抚养下生活。妹妹后来的学名叫钟卓贤。
爹爹名钟树生,乳名连贵,排行第三。大伯德子,二伯连如,我父亲连贵(内称三当家的,外称三掌柜的),老四连和。母亲在当时社会没有名字,只叫钟张氏,乳名爱子。
1933年到1934年,我升学至桥头小学住宿读高小。妹妹仍住在家里,年龄也已近七岁,上小学了,学习情况如何,我也未加过问。有一天,我在家休息,想起了妹妹的学习问题,去村里小学找她,没有找到。学校说,有几天未见她来上学了。我便到她常去的村里邻居家找她,一直未能找到她。后来,终于在村西头她从不去的一家邻居家找到了她。问她话,她也不说。我把她强拖给爹爹。这时她已气得憋住了呼吸,几分钟不吭声,后来才哇的一声哭转过来,小便失禁,尿湿了袄子。我大惊失色,不知所措,交给了父亲。父亲这时沉重地说:以后你就别再管她了,万一有个好歹,咱们怎能对得起你母亲?此情此景,我还能说什么呢?作为父亲唯一的儿子和妹妹唯一的亲生兄长,我还能在说什么呢?只有默然以对。
1937年10月1日父亲去世以后,缺少父亲的庇护,妹妹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因为有父亲留下的遗产,吃穿虽不愁,但处于二伯母与继母两相猜疑的夹缝中间生存,也确有苦楚。二伯母诬我继母把粮食偷运往娘家墩前村,甚至说把粮食磨成粉送去(这一点显然是诬陷,因为我和少木均在此村驻村工作,还能不吃饭吗?)。我继母则诬妹妹偷拿些铜材给二伯父家。由此,造成两面夹攻,使妹妹难以脱身,里外不好做人,被逼得难以说清,有时甚至气得死去活来。此时,我的堂弟钟毓禧有时能在二伯母和继母之间起到劝解、沟通和疏导作用,为妹妹说些公道话。无怪我的妹妹多年之后仍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1941年3月,我奉胶东区党委的分配,重新回到威海特区委工作。这时太平洋战局的发展非常有利,盟军节节胜利,日军则处处败退。威海敌占区的敌伪军也军心不稳,兵力虚弱。我军趁机发动了一次小小的春季政治军事攻势,攻克拔掉了毛家口子、江家口、孟家庄、马井泊等伪军据点,威海区内的敌占区大部分被解放。我可以公开地回到村中了解到妹妹在家中的生活情况和精神状态。二伯母公开地向我说,可以把妹妹领走并且表示可以让准妹——钟葵贤陪同一起走。于是,我把两个妹妹一起带回行政办事处,由民政科安排到文登县高村区的双石村实验小学继续学习。虽然睡地铺,生活比较艰苦,但还有一些敌占区来校的抗属子女作伴,她们俩倒也轻松愉快。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她俩又被调到了文荣威临时中学和威海临时中学继续学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威海临时中学回到威海市里,教职员工和学生由威海市委统一调配使用。我因熟人关系,找到电话局局长宋生同志把刚满十七岁的卓贤交给他,安排担任接线员。希望能在此岗位上成家立业,生活下去过一辈子。可是事情并不能随着人们的主观意志转移。1947年8、9月份,蒋介石发动了对陕西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国民党反动派派军队侵占了威海市的一部分,电话局局长宋生同志带领武工队活动时被敌军击中光荣牺牲。电话局被迫解散,电话员和一切员工回家待命。这期间,适逢我们夫妻来了第一个孩子,我的爱人决定请她暂时担任护理员,带她回到东海地委机关。1948年夏季,华东地区战事频繁,华东军区卫生学校大量招生,我这个二十岁的妹妹未征求我们的意见就报名参军,匆匆离开我们,离开家庭,毫无犹豫地参军走了。两年之后,我去上海参加华东局城市郊区土改工作会议返回山东时,路过徐州专程去陆军医院探望担任护士的妹妹,才得知她全过程地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战地医疗救护工作,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救死扶伤,做出过卓越贡献,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获得淮海战役纪念章一枚。这是她本人的功劳,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奉献和功劳。这是全家人对解放战争最直接的唯一的奉献和功劳,我感到很光荣,全家人也感到很光荣,应当很好地保持和发扬下去,而不应当有丝毫的忘记!
这期间,由于陆军医院党支部书记、陆军医院负责人某同志向我妹妹求婚遭我妹妹拒绝,他便趁当时为稳定驻疆部队,向新疆输送一批大龄未婚女青年的机会,利用职权将我妹妹送往公安部所属新疆阿勒泰专区的富蕴金矿医院。我妹妹本来就患有肺结核病,加上戈壁滩上的长途跋涉,刚到昼夜温差达几十度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就病倒了,此后身体一直不好,体质日下。看到妹妹的困境,我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手续,向纺织工业部人事司联系,经纺织工业部人事司与公安部人事司协商,同意妹妹转业回内地,另行安排工作。1954年的夏日,卓贤转业回到了青岛,被安排在青岛纺织医院做护士工作。随后,被调到青岛纺织管理局青岛干部学校脱产学习文化了二、三年,由此开始了我妹妹转业地方工作的新阶段。在这个问题上,纺织部人事司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黄杰司长(徐向前元帅夫人)对我的关照和帮助,我将终生感念难忘。
二〇〇九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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