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天，组织上派我叔叔王文成（原名侯文仲）从济南来青岛，担任青岛特支机关组织委员。由于新设的特支机关地点比较隐秘，不易找到，组织上考虑二叔的安全，最后决定还是由我母亲前去接他。一来是因为我母亲认识二叔，可减少许多接头的麻烦；二来则是因为母亲一向胆大心细、沉稳干练，不易发生危险。
当叔叔乘坐火车到达淄博段时，一群日本兵开始检查车票和良民证。鬼子看到叔叔头戴礼帽，身着蓝色长褂，良民证上的身份却是学生，气势汹汹的鬼子便用枪顶着叔叔欲将其押下火车（当时正闹学潮，鬼子对学生特别痛恨，见学生就抓）。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从济南一路跟过来的母亲立即迎上前去，用日语同日本兵寒暄了一通（当时东三省被奴役的中国人被迫学习日语，聪明的母亲学到一口流利的东京日语）。日本兵正迟疑时，母亲又对其中一个军衔较高的军官客气地寒暄了几句，对方的表情方缓和下来，仔细地打量起母亲来，并随后追问了几句。最后鬼子又搜了搜叔叔身上确无什么可疑的物品后，才摇了摇手放过了他。一路上，母亲机智而警惕地保护着二叔，不敢出半点差错，直到回到家中，她那颗悬着的心方才放了下来。关键时刻，母亲勇敢机智地挺身而出，用特支书记张辽同志的话说，母亲是“用自己的沉着冷静和机智果敢保护了二叔，同时也保护了咱地下党领导人的生命安全啊！”
1945年春天，日寇如笼中困兽,加紧对占领区的反日力量残酷绞杀。由于形势需要，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青岛市委特支机关，书记由张辽同志担任，对外他则以我父亲的表弟身份相称，长期住在我们家里。我二叔王文成任组织委员，姜显发任宣传委员，并最终确定以无棣三路43号为特支机关所在地，秘密机关则由我父亲侯大川以经商为名作掩护。
原来，为了保证特支机关不遭破坏，张辽与我二叔王文成他们几位领导经过审慎考虑，决定还是让我父母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从事秘密活动为妥，并让我父亲在工商界抛头露面，广交朋友，借此搜集情报并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当时父亲以经商为名申请安装了一部电话（实则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电话27707）。为保证特支机关日常必需的活动开支，父亲除了每天忙忙碌碌地应酬生意，经商赚钱，以此换取一些基本的物品以外，还要参与党的秘密活动。除此之外，他还承担起刻蜡板、油印传单、装订小册子，甚至是警戒、传递消息等重要的工作任务。
有时候，家里每天进出的人员竟达二三十口，仅粮食一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日伪时期，青岛市民被日寇严格控制，各种食品极其匮乏，粮食等物品更是紧张难买。为了不让同志们忍饥挨饿，父亲想方设法，打通各种关节，先后用化学药品等稀缺物资悄悄换回了200多袋面粉，放在二楼的走廊里，以备不时之需。
由于人多消耗大，眼瞅着200多袋面粉一天天地减少，父亲眉头紧锁，这时他蓦然想到了岳父。我姥爷家在东北，家境宽裕，于是他便和我母亲商量，由我母亲去东北的娘家借钱，对外则宣称是给公公治病及经商需周转资金等理由。母亲不负所托，只身奔赴东北，一下子从娘家借得了300大洋。由于一路盘查的鬼子很多，母亲经过一番刻意打扮，其外形酷似日本妇女。为了掩人耳目，一路上母亲还特意买了几本日本画报不时翻看着，竟骗过了很多检查哨卡，免去了许多麻烦。但在青岛下火车时，日本鬼子翻检行李，他们突然发现了大洋，不由分说，野蛮地将钱全部抢走。母亲又气又急，赶忙奔回家中，向父亲和叔叔诉说了经过。由于母亲一直坚持说这些钱是给公公治病和经商所必需的周转资金，于是叔叔立即上报了上级党组织，组织上很快托人找到日伪宪兵队的负责人梁作舟，让其想尽办法帮忙解决，最后这笔钱总算追了回来。靠着这300大洋，特支机关暂时渡过难关，解决了经费一度紧张的困境。
为保证特支机关的正常周转，必需的开销是少不了的。对此，我们的父亲母亲可谓倾囊而助，他们不仅一次次地用化学药品换回了急需的面粉、豆子等粮食以及其他重要物品，而且还把自己多年经商积蓄的8根金条分两次先后捐献给了组织，全然没有考虑到个人及全家老小的安危。
有一天，不知是谁疏忽大意，竟忘记关好大门，临街的一名特务一脚闯了进来。他对这个院里每天进进出出的男女早就心生怀疑……进得门来，他假说借用一下电话，点上烟后，却四下里打探起来。母亲立刻警觉起来，进到内屋拉了几下后窗帘子（窗帘直通二楼，有小铃）。当时楼上正在开会，大家立即散开，把传单等重要物品迅速转移到炉后的烟道里（遇有不测，一把火即可将之化为灰烬）。其余人员随后便顺着梯子从后窗爬了出去，沿着无棣四路安全转移了。
这个特务以参观房子为名，楼上楼下仔细地察看了一番，最后什么也未发现，只好悻悻地走了。平日，这大门上的电铃总有几长几短的暗号，此事发生之后，两扇大门便关得更严实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张辽、王文成传达了市委的指示，要求立即成立武装起义中心组，地址就设在我们家。张辽指令我父亲，要他想方设法搞到些枪支，以便里应外合，打击日军，配合我八路军解放青岛。我父亲接到指令后，便与舅舅高丕麟去他的同学——日本宪兵队翻译官孙贵邦家中，向他宣讲了弃暗投明、立功受奖等我党的政策，明确指出，日本侵略军即将覆灭，应走哪条道路，由其选择。孙贵邦考虑了两天，在我地下组织答应保证让其全家安全回到东北的要求后，交出了5支短枪。取枪那天，我父母为掩人耳目，化妆成一对新婚夫妇走亲戚的样子，把5支短枪藏在苹果篮底下，上面放些水果，并盖上一块红布包袱。上车后，他们夫妻二人欣喜地四目相对，激动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路上，他们按捺不住紧张和喜悦的心情，机智地避开鬼子岗哨，把枪支安全地带回了家中。后来，他们又从另一名鬼子翻译官傅辞海处缴出2支短枪，从电厂厂长张尚乾的家中缴出1支手枪。前前后后搞到的8支枪均藏在我们家里，以备起义时使用。这些枪支后来一直保存到解放后，最后交到了青岛市公安局局长衣吉民手里。
神秘的“消息树”
一天，我哥哥侯成绪骑着一辆小自行车在院子中玩耍，无意间，他在大缸的缝隙中捡到了一张红色传单，正巧被我二叔王文成路过时看到了。他立刻警惕地四下里张望，仔细查看四周的动静。原来是大风把压在砖头底下的传单给吹开了，没想到这张传单竟被吹到了院里的大缸缝隙中。由于事关同志们的安危，二叔眉头紧锁，叮嘱家人仔细查找，然后骑上一辆旧自行车，连夜狂奔200余里，把即墨、平度、胶州等沿途各联络点都一一通知到了，以防发生不测。那天，我家后窗台上的那棵盆景上的叶子突然不见了踪影，只剩下光秃秃的几只桃子，这是在暗示大家“赶快转移”。
黎明前的曙光
1949年初春之夜，一束束探照灯明亮的光柱格外得刺眼，它不时地划破沉寂的夜空。远处时而隐约传来断断续续的枪炮声和爆炸声，平日街市上纷乱的嘈杂声也顿时消失得干干净净。市区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贴着“米”字型白色纸条，街道上空无一人，人们都提心吊胆地过着每一天。然而我家小楼里的表叔、表姑们却忙忙忙碌碌地进入进出。可惜那时我们还太小，什么事也不懂。
一天，母亲让我们姊妹几个藏到1张八仙桌下，上面盖上几床厚厚的被子，下面还铺了一床大褥子。大人们紧张地向外张望着，母亲却在炉子上烙着单饼，她不时地递过几块饼来。我们则好奇地边吃着单饼边小声地说话，时而还嬉笑地探出头来喊几声妈妈，但过了不久，我们就都睡着了。那时我们年幼，直到警报声响起来，我们才被惊醒。大人们喊着“警报解除了”，我们才又叽叽喳喳地跑了出去……
就要解放了！每个人的心里都处在极度亢奋的激动与期盼中。这时地下党员周翼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情不自禁地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旁边的另一位同志立即上前制止他：“小心，别大意！”事后，周翼受到了党组织的严厉批评。为了保护他，组织上把他调离了青岛。
革命的家庭红色的摇篮
由于我的二姑、小姑和二姨、三姨都曾居住在我家，特支机关书记张辽、委员王文成、王文仁等同志不断向她们宣讲革命道理，鼓励她们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正是在这座43号小院里，她们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把自己火热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
在这座小院里，母亲亲自将我二姨高玉珠（参加革命后改名祝静和）介绍给了地下党曲田同志，并为他俩操办了一场极其简朴的婚礼。几天后，他们听从组织的安排，前往解放区工作。为了安全起见，母亲又特意为他俩化了妆，他们一路绕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40多天，才安全到达解放区。还有三姨高慧珠（参加革命后改名高潮），在舅舅高丕麟的引导下，她考入了“辽东白山艺术学校”，经常参加宣传演出。那时的团长是关里老革命左凡同志和夫人安杰同志。今天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轻人，他们就是从43号小院奔向了解放区，奔向了硝烟弥漫的前线。
正是在这座普通的小院里，我的二姑侯文玫（当年18岁）、小姑侯文河（当年17岁）在特支机关领导的培养教育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地下工作者。她们二人在文德中学多次默契配合，散发革命传单，投放革命小册子，给反动当局以有力地打击。1948年的一天，组织上突然通知在北大师范音乐学院就读的二姑侯文玫迅速撤离。二姑连夜从学校教务处的后窗爬了进去，从学生登记册上撕下了自己的照片，当天夜里化妆潜逃至潍坊大姐家，才躲过了当局的抓捕！
（口述：侯爱瑄 侯成绪 侯和平 整理：李志红 雨路 原题目：《神秘的43号地下“特支”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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