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底，在日本的策划下，王克敏、梁鸿志、汪精卫在青岛举行秘密会谈，这是国民党亲日派卖国反共，进行公开分裂活动的一幕丑剧。为保证青岛会谈顺利进行，也为了向反对投降的进步势力示威报复，会谈之前青岛市警察配合日军和日本宪兵，在全市进行大搜捕，逮捕所谓的“可疑分子”300多人。日伪警、特务尤其致力于搜捕共产党、八路军或“思想犯”，致使抗日志士难以生存，成批爱国师生、商人、工人遭到迫害。1940年9月，日伪当局又逮捕了130多人。被捕者在饱受酷刑后，不是被处死，就是被送往日本本土、中国东北或其他地方当劳工，生死难测，其中不乏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据青岛党史记载，1940年12月，青岛地下党遭受破坏，当时能够统计到的党支部只有一个，仅有党员11名。一些隐蔽的地下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开展工作，其中就包括我的四姐杨真。青岛地下党的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193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天色已晚，家家都亮起了灯，晚饭的香味透过门窗飘散到街上。我和杨真利用下午没课的空隙，刚刚在前海栈桥对市民进行演讲和散发传单，忙了整整一下午回到家，想吃饭前赶时间写作业，胡欣然突然到我家找杨真。他一改平时的爽快和热情，显得有些犹豫。他拿起我的作文本看了一会，温和地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才能学到更多知识，才能更好地报效社会。”他转身面向杨真，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党号召要‘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特支决定将工作重心由市内转向市郊农村。一部分人要先撤到农村，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青岛近郊组建抗日游击队。特支已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组成中共高密游击支队工委，带领山大一部分同学前去开展工作。另一路到青岛郊区毕家村、兰家庄一带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我已经报名参加第一批，明天就准备出发。”他告诉杨真，已经将她的情况向组织上汇报了，由于这次到农村去尚无定居，情况复杂，不便女同志发挥作用，因此要求杨真和我及市立女中一些积极参加活动、靠得住的同学先在市内隐蔽起来，保护好自己，保存力量，等他派人来联系。
杨真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胡欣然派人来联系，但迟迟没有他的消息。后来听说，胡欣然在奔赴延安途中，为掩护同行的同志通过敌人封锁线而牺牲了。杨真就此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心情苦闷，渴望早日找到组织。
1940年夏，我已经转到文德女中读高一。有一天放学后，天已经黑了，我因在教室里办黑板报而耽搁了时间。一出教室门，我就看见杨真站在教室外面等我，好像满腹心事。我俩默默无语地走出校门，过了一会儿，她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说：“五妹，我们不能再这样等待下去了，咱们得自己想办法寻找组织。北平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早，你小学的崔锡泽老师就在北平工作。听说北平的北方中学是一所比较开放的学校，接纳全国各地前去求学的学生，有住宿条件，马上就要进行秋季招生了。你去北方中学一边读书，一边设法联系崔老师，有机会就寻找党组织。我在青岛仍要等待组织派人来联系。同时，我也想到文德女中上学，扩大接触面，希望能尽快找到组织。”面对四姐的殷殷期盼，我毅然接受了这个不知道究竟有多难的任务。
1940年秋天，我收到了北平私立北方中学高中二年级的入学通知。在北平，我家没有直属亲人，只知道崔锡泽老师在北平工作，但那已经是1934年的事了，我与崔老师分别已经6年之久。偌大的北平，人海茫茫，征途漫漫，肩负着寻找组织的任务，我独自踏上了远去北平的求学之路。那一年，我17岁。
当年时局混乱，火车班次不定，车票难买。我的好朋友汪秀纹、汪秀芸姊妹俩都是热心肠，她们听说我要去北平读书，就主动托铁路上的朋友帮忙买好了车票。小学同学薛隐则全力在经济上资助我，承担了我在北方中学的学费。母亲深知，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便拿出了结婚时陪嫁的一只玉镯，送到典当行换了大洋作为我的盘缠。我简单收拾了一些生活用品和几件衣服，只身登上了去北平的火车，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行程。
火车在无尽的原野上隆隆行驶，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耳边声音嘈杂，这让我心里忐忑不安。黑夜降临时，车厢里安静下来，一路劳累的旅客们渐渐进入梦乡。我虽然十分劳累，却一点睡意也没有，望着窗外夜空里的星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远行，又独自担负着任务，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无法确定能否完成任务，未知数太多。我无法预知前途，只能在心里给自己鼓劲打气，一定找到党组织。
火车在黎明时分到达了北平前门车站。一下火车，映入眼帘的是熙熙攘攘的陌生人群，一眼望不到边际。我终于踏上了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北平大地，这是一个新的环境，一片新的天地。随着缓慢移动的人群出站后，我深深吸了一口初秋的新鲜空气，随后雇了一辆洋车，直奔北方中学。坐在洋车上，我无心观赏路边的街景，心里只想着能尽快、顺利到达北方中学。
入校后，按照成绩，我直接进入高中二年级学习。在缴纳学费，领取宿舍钥匙，办完所有手续后，按照老师的指引，我在学校二楼找到了教室。我正怀着忐忑紧张的心情站在教室门口，准备向正在讲课的老师报告进入教室时，突然一眼看到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吴德竞同志。吴德竞当时是全国妇联福利部部长，我们曾经在一起开过会。这时，吴德竞同志也看到了我，我俩四目相对，禁不住透出一丝惊喜，但谁也没有打招呼。这里有自己的同志，我心里便有了底气，一定会找到党组织的，几天来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第二天傍晚，我一个人坐在学校食堂的角落里。一个馒头、一碗小米粥、一碟素炒青菜和一小碟咸菜丝，这些就是我的晚餐。我一边吃，一边盘算着怎样找到崔锡泽老师。我偶然一抬头的时候，发现吴德竞径直朝我走来。她走到我身边并没有停下来，只是放慢了脚步，悄悄对我说：“晚上在校园大柿子树下等我。”如同行走在茫茫沙漠里的旅客眼前突然出现一片绿洲，我的心激动地狂跳不已，终于有希望找到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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