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入党之后，组织上便派我到试验区的刘家庄，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开展党的工作，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开始，孙锡恩同志负责与我联系。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同志听取过我的工作汇报，也曾亲自到刘家庄指导过我的工作。后来，因赵健民同志被捕，改由济南市委书记林浩(尹桂璋)同志来领导。
为更加有力地开展党的工作，上级决定在义务教育试验区建立党的组织。同年秋，趁试验区招考教师的机会，上级党组织又派共产党员陈尧贤、沈秉钤二位同志前来报考。录取后，分别被分配到姚家庄小学、王辛小学任教。根据上级的指示，在刘家庄建立了中共历城特别支部，陈尧贤任书记，沈秉钤任宣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
历城特别支部建立后，如何广泛接触教师，开展党的工作，是急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全区教员很多，但居住分散；平时教书任务重，外出机会少；再加上刘镜洲统治很严，除行政上召开会议外，大家互相接触的机会很少，耳目闭塞。因此，教师们求知上的需要和生活上的苦闷，需要设法帮助解决。根据以上情况，特支研究决定：除利用晚上和星期日到各校结交朋友，深入教员中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外，要积极建立合法的、公开的群众组织，来联系、团结教师。于是，在一九三七年初，我们正式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社址设在董家庄南门里路东，沈秉钤同志为负责人。消费合作社对外以经营教科书、文具、日常生活用品等为公开业务j对内则掩护特支开展地下工作。这样，合作社便成了我们党在试验区联系群众、购销进步书刊的活动中心。合作社的成立，打破了刘镜洲企图封锁教员、要大家埋头教学、不问国事的沉默局面。教员们多数走出了自己的学校，每逢星期日、节假日，合作社里总是人来人往，济济一堂，有说有笑，把合作社当成了自己的家。
通过大家的多次接触和互相了解，加上整个抗日形势的影响，教员已不满足于教死书的状况，要求根据形势教育学生。我们特支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又在这年春天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并推选积极分子史耀洲为“读书会”的负责人。“读书会”的主要活动内容：研究农村小学教育；交流读书心得体会，组织教师学习讨论时事。“读书会”要求会员多读书，读好书。当时“读书会”订阅和推荐让大家阅读的书刊主要有：《青年自学丛书》、《世界知识》、《大众哲学》、《读书与生活》及鲁迅、茅盾、邹韬奋等同志的著作。“读书会”规定，每星期日上午在董家庄女校集合，进行学习讨论。“读书会”会员发展到六十余人，有些开始持反对态度的老教员，后来也要求参加了“读书会”活动。通过“读书会”的活动，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站得高了，看得远了，胸怀开阔了，视野扩大了，激发了抗日救国的革命热情。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抗日高潮席卷全国。但是，在刘镜洲把持下的试验区到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反映还不大。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我们特支决定利用“读书会”这个合法组织发动广大教员，向刘镜洲进行—次公开的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董家庄女校召开了读书讨论会，刘镜洲应邀参加，这次讨论的题目是“如何办好乡村教育”。问题的焦点和核心是：大敌当前，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抗日，还是“攘外必先安内”坐等灭亡?教员在全国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怎么办?在研究农村小学教育问题时，刘镜洲还能听得进去，但当大家讲到何应钦、汪精卫、张群都是汉奸，特别以“何梅协定”为例加以有力地揭露时，刘大发雷霆，多次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辩护。经过一番争辩刘被群众驳得闭口无言，最后，气极败坏，拂袖而去。通过这次讨论会，使大家对刘镜洲的丑恶面目和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和认识。一些认为他热心搞教育的人，对他也发生了怀疑。
在“合作社”、“读书会”的活动中，我们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随即我们又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由李士衡负责，并经常与济南“抗日救国会”取得联系。“抗日救国会”曾发展到二十多名同志，象程海洲、王心崇、孙健民(孙连成)、张汝琪、李明炎、徐庆云、张天祯、朱同修等都是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在“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我们又建立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程海洲、王心崇、孙健民、张汝琪都是“民先’队员。
经过一段工作的实际锻炼，苏家庄小学教员程海洲、任家庄小学教员王心崇，便由“民先”队员发展为共产党员。扩大了党的组织，加强了支部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工作的开展。
经过“民先”、“抗日救国会”、“读书会”、“合作社”的各种活动和整个形势的影响，教师们的抗日救国思想愈来愈高，大家要求开展各种抗日活动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又利用“读书会”的形式，开展了关于“目前乡村小学教育的任务”的专题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是大家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发言十分热烈，大家纷纷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积极宣传、组织广大群众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随着教员们抗日热情的日益高涨，我在刘家庄小学办起了有八十多名成年人参加的农民夜校，除教他们识字、学珠算以外，主要向他们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对日妥协的罪恶，从而启发了农民群众的觉悟，在农民中培养了党的骨干力量。在刘家庄农民夜校的影响下，其他村庄也办起了农民夜校。
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工作，全试验区，从教员、学生到群众的抗日热情逐渐高涨起来。由于我们工作的广泛开展，引起了刘镜洲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别注意。随即从济南派来了两个特务，冒充小学教员，住在试验区到处活动，企图找到我们所谓的“反对政府、扰乱社会治安、共产党活动”的事实。环境恶化后，上级党指示我们暂时转移，我即请病假到高密县进行抗日活动。刘镜洲却抓住了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新党员程海洲同志不放，并将其记录本盗去。幸亏记的内容不多，字迹模糊，人名多用代号，敌人未能得逞。没有捞到多少有用的东西。不久，刘镜洲又亲自到程悔洲同志的学校里，出了个政治题考问一个学生。题目是： “谁是中国的大汉奸?”该生答道：“蒋介石”。刘听后大为恼火，接着逼问：“谁告诉你的?”该生说：“俺程老师。”刘镜洲回到董家庄办事处，召集自己的心腹人开会。对我们的抗日救国讨论会、程海洲的记录本和学生说蒋介石是大汉奸等一连串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结论是：问题是有，但未抓住共产党组织的真凭实据，对这些人又不能逮捕，这样下去对试验区工作不利，对上司也不好交待。因此，他们又采用了更为狡猾而恶毒的办法。
一九三七年五月间的一天，刘镜洲突然去找陈尧贤、沈秉钤、程海洲等同志，以威胁的口吻问道：“你们都是共产党吧!?山东省捕共队长宋鸣时叫我把你们送到济南去。”同时还以假惺惺地语气说道：“你们都是我的教师，都是青年人，我不愿你们去坐监狱，你们只要承认是共产党，写个悔过书，我就可以让你们走了，我是爱护青年人的。”陈尧贤等几位同志严厉驳斥说：“你爱什么青年人?你抓什么共产党！明明是镇压教员和群众的抗日斗争！我们不是共产党，我们都是爱国的青年教师!”刘镜洲看威胁不行，又以缓和的口气说：“你们先回去吧，好好想想。”
两天后，刘镜洲又以不好好办学、影响试验区的工作为借口，采取了“辞退”的恶毒手段。把陈尧贤、沈秉铃、程海洲、王心崇、孙健民、张汝琪、史耀洲、李士衡等同志辞退了，并限期三天内离开试验区。就在这时，我也被驱逐出高密，从高密又返回董家庄。我回来时，多数同志已离开这里，沈秉钤和王心崇同志还没有走。听了他俩谈的情况，我们进行了分析，认为；刘镜洲说宋鸣时要这些人是假的。如果宋鸣时要逮捕这一批共产党人，决不会让刘镜洲代办。即使是叫他代办，他也绝不敢把共产党放走。他所以采取辞退的办法，是因为他说这些人是共产党无根据，而这些人都是抗日活动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在，对他的统治不利，所以他才把这些人赶出试验区。刘镜洲的这一行动，说明我们党的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特别注意，再坚持下去，恐怕会有危险。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三人研究决定，并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大部分同志撤走，只留下目标不甚明显的王心崇同志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一天，我和沈秉铃同志去找刘镜洲讲理留人。我们对刘镜洲说：“你把一些教员辞退了，说大家不老老实实地工作，影响你办学。其实，大家讲抗日，不仅不影响办学，而且学校办得还不错。其他人可以走，而王心崇是个老实人，书教得又不错，应该把他留下。再说，他还带着爱人、孩子、弟弟。一个人教书，四个人吃饭，多困难。你常说爱护青年，关怀同乡，有困难了你也不照顾，一个人带着家眷到哪里去呢?我们可以走，你把他赶走了对你的影响也不好。”经过说理，刘镜洲无话可答，只好收回成命，答应留下了王心崇同志。
王心崇留下后，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依靠积极分子，坚持巩固合法的组织“读书会”；面向农村，办好任家庄的农民夜校；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后来，王心崇同志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日寇侵占济南后，他脱下了长衫，在历城境内的胶济铁路沿线组织起了抗日游击队，给敌人以有力地打击。当时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历城熊熊地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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