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当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娃娃时，就已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中。由于工作需要，我告别了慈爱的父亲，离开了家乡。从那时起，我没有想过此生还能再回到家乡。可是，一九三二年，我再一次踏上了家乡的土地，这是我离开故乡八年后第一次，也是阔别故乡至今六十年中唯一的—次家乡之行。这次家乡行，前后不过半个月，但却给我留下了终生不能忘却的记忆。回首往事，思绪万端，倍觉革命征途之艰险曲折，深感胜利来之不易。
一九三二年前，我在洪湖湘鄂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由于我坚决抵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无辜关押，并错误地决定将我处决。不知何故，也许是行刑的人被我临刑前的慷慨陈词所感动，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意外地成了错误路线屠刀下的幸存者。我被弃之不理之后，遂混入难民中，逃过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线，辗转来到了上海。当时，我对党内的斗争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并不清楚此时的中央领导权已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我历尽艰辛，风餐露宿，一路行乞来到上海，目的是找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向上级申诉，弄清是非曲直，为许许多多蒙冤致死的忠诚革命的好同志昭雪。谁知，找到党的关系，接上头后，仍是无人理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就在我进退维谷一筹莫展之时，幸而杨之华大姐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杨之华大姐是瞿秋白同志的爱人，由于她私下接济，我才免于继续露宿街头。在上海继续住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一个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就如同失去父母的孤儿，其痛苦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论如何，我要继续寻找党组织，在上海不被理睬，就到北方去。当我决定离开时，又是杨大姐解囊相助，给了我十块大洋做路费，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这样我不必继续沿途行乞了。但是，偌大的北部中国，哪里是我的目的地呢?恰在这时，报纸上报道了抗日联军在喜峰口一带活动的消息，我断定抗日联军中一定有党的组织，遂欣然决定去投奔抗日联军。就这样，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杨之华大姐，离开了上海。
在乘车北上途中，我思乡心切，临时决定中途下车，顺路回家探望一下八年未见的老父亲，不知父亲是否还健在。我离开家乡已整整八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斗争形势跌宕起伏，风云变幻：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红色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北伐军胜利挺进，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工农革命武装蓬勃发展，到蒋介石反动派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以及对国民党统治区大规模的文化“围剿”；继而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国土，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家乡变成什么样子?反动政府对我的底细到底知道多少?一路上我都在紧张地思考着。不知不觉中，列车已徐徐驶进济南站。从济南下车以后，为了预防万一，我买了个大网篮，把随身携带的所有报刊书籍以及一点零星用品都塞了进去，举止上尽力摆出一副学者的风度，乍一看，俨然一个衣锦还乡的留学生。一切准备停当，我便雇了一辆独轮手推车，直奔阔别的故乡——长清县庄家楼。
当时，父亲正在兴福寺小学执教。听别人说我已到家，什么都顾不上了，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来，见到我，嘴唇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行老泪沿着他那满是刀刻般皱纹的双颊滚落下来。望着白发苍苍、激动不已的老父亲，我的心里也一阵酸楚，一时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九岁丧母，父亲又做爹又做娘，替我梳头洗衣，供我上学读书，把我视为掌上明珠。我十六岁投身革命，离家出走，八年来杳无音信。只有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有一年黄河水泛滥，学校调查了学生家庭情况后，由远东银行给我父亲寄去几十元救济款，父亲才知道我在莫斯科，但仍没有得到片言只字的信息。八年了，多么漫长的岁月，年迈的父亲是怎样在思念与忧虑中渡过来的啊！眼下，父女团聚了，这简直像是在梦中。我的归来带给父亲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他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到处奔波，通知了所有的亲戚朋友，请他们到家中来叙谈。这样一来，我回家的消息不胫而走。
当时的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反动政府排斥异己，独裁专制，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眼里，除了国民党员以外，凡去过苏联的人都是共产党、赤色分子，格杀勿论。尽管长清县反动当局并不十分清楚我的真实政治面貌，但却知道我是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因为他们对父亲曾收到过远东银行汇来的救济款这件事了如指掌。我心里对这一切都很清楚，家里是不能久住的，出入都要十分小心谨慎。父亲不明真相，把我回来的消息宣传了出去，还擅自答应了长清县几个中、小学校的邀请，请我去给师生讲演。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鹰犬遍布全国大小城镇，我只要在公开场合一露面，马上面临被捕的危险。怎么办?讲，还是不讲?我内心在激烈斗争着，几天来耳濡目染的一切都浮现在眼前：回家途甲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凉凄苦的景象，早先那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早已被白狗子砍伐殆尽：土地荒芜，多少人卖儿鬻女，沿街乞讨。回到家乡后的几天中，穷乡亲们哀怨的倾诉，使我内心隐隐作痛。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民在受难，乡亲们在受苦，我抑制不住内心涌动的革命激情，要大声疾呼： “乡亲们，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翻身求解放，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在宣传共产主义、宣传革命的激情鼓舞下，我开始不顾一切地在长清县的中、小学师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我首先到父亲执教的兴福寺小学，向该校师生介绍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接着，启发大家要翻身解放，就要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随后，我又同父亲一起来到长清县中学，受到了该校校长张耀南的热情接待。张耀南校长把我介绍给了全校师生，受到了该校绝大多数师生的热烈欢迎，我频频行礼，向大家表示谢意。就在我环视热情的听众时，蓦地，我扫见坐在前排的几个人正交头接耳，面带狐疑地盯着我，我注视着他们，当张耀南校长介绍我的简历时，他们几个人的眼睛里不约而同地闪出阴冷的凶光。我立刻警觉起来，预感到这场早已有所预料的暴风雨真的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了。我思忖了一刹那，马上就镇定下来，既然已经走上了讲台，也就无所顾忌了，再说，在那黑云压城的艰难岁月里，象这样在公开场合宣传共产主义的机会是很难得的，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讲它个痛快。我不动声色地不断观察注意着这几个可疑人的举动，沉着地讲起了自己早已想好的内容。我照常向师生介绍了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整个俄国就象一座大监狱，人民终日生活在苦难的深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推翻了人剥削人的黑暗制度，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享受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生活幸福美满，那里是劳动人民的天堂。我们要拯救中国免遭帝国主义侵略，使广大穷苦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就要学习苏联的榜样，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拿起刀枪干革命，打出劳动人民自己的天下。从县中学出来，当晚我就和父亲离开了长清县城。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父亲：“我不能在家里多住了，这几晚上请您帮我找些穷苦可靠的乡亲来，我想同他们谈谈。”父亲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点点头，沉吟了半晌，他小心地问我，“是不是暂时住在咱家放红薯的地窖里?”这个地窖在我离家以前就有，里边冬暖夏凉，比较隐蔽。回家的当晚，我就住进了地窖，此后就没有再在村里露过面，父亲也对外人扬言，说我已经离开家了。
连着几个夜晚，一到夜深入静之时，几个叔伯和我的三个侄儿(衍凯、衍金、衍立)就相继悄悄来到地窖里，我们点燃父亲准备好的菜油灯，一直叙谈到深夜。我认真地了解、分析他们的思想状况，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父亲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但对共产党认识不是很清楚，思想比较保守，他认为“英美列强和苏联都是帝国主义，只不过英美是白色帝国主义，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还是孙中山先生是好样的，可惜死得太早!”我努力使他们了解共产党，向他们介绍共产党是代表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党。叔伯们都逐渐认识到，“真命天子”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愚弄人民而编造的骗人的鬼话，让人们安心等待，不要反抗，心甘情愿地受他们的剥削和奴役。几千年来，广大穷苦农民逆来顺受，世世代代当牛做马，从没有什么“真命天子”降世来拯救我们！要翻身，要解放，只有自己起来斗争。我又启发他们，农民革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向胜利，只有跟共产党干革命，才是农民唯一的出路。几个侄儿年纪虽小，接受革命思想却很迅速。听了我讲的这些道理，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未来。看到革命的火种开始播撒在乡亲们心中，我感到无比欣慰。此时，方才记起自己的处境，情况已十分危急，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了。一天早晨，天刚麻麻亮，我怀着眷恋的心情，再次告别家乡父老，踏着晨曦悄悄地走了。
路上熟人很多，我一刻也不能停留，从庄家楼出发，经过长清县城，又马不停蹄地当天赶到济南。到了济南，因身无分文，无法继续赶路，只好暂住在一个同学的妹妹家里。万没想到，在我离家的第三天，父亲竟找到我的住处来了。几天没见，父亲脸上的皱纹更深更密了，眉毛胡须也变得花白了。望着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父亲，我大吃一惊，忙把父亲扶进屋内。从父亲的叙述中，方知就在我离开庄家楼的当天下午，反动军警就来捕人了，他们把我家围了个水泄不通，把父亲绑了起来，硬逼着父亲把我交出来，父亲坚决不肯说。匪兵把父亲毒打了一顿，然后，把我家里里外外搜查个遍，家里的东西都被抄走了，连仅有的一点口粮也被抢走，亲戚家也未能幸免。父亲心急如焚，不知我是否已离开济南，伯匪兵们追到济南，便冒着危险，瞅准了一个机会逃了出来，徒步赶到济南给我报信，让我马上离开此地。父亲要回去了，我身边拿不出一文钱来，只好让父亲连夜徒步赶回去，让年迈的父亲连续奔走一百多里路，我心里很不安，但如果敌人发现父亲不在，会追踪而来的。所以，我只好送父亲上路。临别时，父亲百般爱怜地望着我，那神情，那目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父亲走了，老泪纵横的父亲，几步一回头，深一脚，浅一脚，失魂落魄地走了。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淹没在暮色中的衰老的背影，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他，希冀着下次返乡时，父亲健康地活着，让他老人家再享父女团聚的天伦之乐。但是，这一别竟成了永久地诀别。
父亲回到家后，被坏人活活打死了。我们家在这次劫难中真是家破人亡，三个侄儿只剩下衍金一人。后来，他独自跑到延安找姑姑，投奔革命，党收下了他。从此，他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正当我滞留济南难以脱身的危急关头，竟意外地碰到一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起学习过的同学。当时，他是国民党左派，同我们比较接近。这次在济南街头偶然相遇，他大吃一惊，马上警惕地把我拉到路边，神情紧张地小声说：“你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你难道不知道这是谁的天下?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看着他那焦急的神情和诚恳的态度，我便直率地对他讲出了我的处境，并告诉他，我想北去，但苦于没有盘缠。他立即掏出十元钞票，看了看周围，见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迅速地把钱往我手里一塞，便匆匆地告别了。
有了路费，我马上启程离开了济南，日夜兼程，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投身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洪流中。（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写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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