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自治会的作用越大，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学生自治会就越加仇视。就在我们学生自治会成员全部南下、后院空虚之际，继任校长徐伯璞随着南京“珍珠桥惨案”的枪声骤起，乘机瓦解学生自治会。
徐伯璞是打着进步的招牌来的。他原是正谊中学毕业生：到日本留过几年学。代校长綦际霖给吓跑后，他以校友的身份登台，以同情学生的姿态出现，确实迷惑了不少同学，连我们也是在他尾随南下请愿示威队伍，在南京用钱收买学生策动他们退出斗争时，才识破这家伙阴险狡猾的真面目。徐伯璞比我们返回济南要早，居然网罗了—批人(据他后来交代，有张春桥此人)，另立了一个学生自治会，还组织起一支为他作打手的“护校队”。
当我们被国民党军警武装押解离开南京回到正谊，方发现局势大变。那时，一路上憋在心头的怒火顿时喷发了。顾不上仆仆风尘，来不及深思熟虑，我们立即展开一场新的“反徐”斗争，目的就是一个：再次夺回学生自治会，保住在正谊的前沿阵地。
尽管我们血气方刚，不遗余力，这次“反徐”却没成功。在今天看来，原因很清楚：整个形势发生了逆转，国民党图穷匕见，从制造“珍珠桥惨案”起，．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对抗日反蒋运动的公开镇压，人民的呼声遭到暂时的窒息，革命的形势转入了低潮，其次，从“驱吕”学潮到南下示威，为时九个月之久，相当一部分同学产生了厌倦情绪；再次就是韩复榘已通令全省中等以上学校一律提前放寒假，强迫学生离校。团结在我们周围的进步同学开始也坚持不回家，但多数是农家子弟，终因衣食不继只好先后陆续走了。徐伯璞占着当时的“天时”、“地利”，到一九三二年新学期一开始，他竟然来一个反扑：宣布将鹿效曾、程铭汉、王鸿儒、王福绎开除出正谊。
鹿、程等四同志被开除，原学生自治会基本上被瓦解了，50班的柴保忠同学和我又急又恨。鹿、程是我们学生自治会的顶梁柱，要干下去少不了他俩这样的带头人；同时他
们被开除后，要再就学或就业都不容易。柴保忠与我商议后，我们决定挺身而出，接着再干。我们先联络了部分进步同学，起草了宣言和告同学书，张贴在学校院内，积极组织第三次学潮，号召全校同学起来挽回鹿、程四位同学，坚决要求徐伯璞收回成命，恢复四位同学的学籍，恢复他们在学生自治会的领导。
接着，柴保忠与我又发动一批同学，组成了两个队，一队在外面作呼应，我们先头数十人就直奔校长室，质问徐伯璞凭什么开除四位学生，并揭露了他玩弄两面派手法，破坏南下请愿，瓦解学生自治会，分裂学生的阴谋。徐不作答，阴沉地扶了扶眼镜，瞅着我们冷冷地说：“鹿效曾，王福绎都是穷学生，你们跟着他闹，没什么好下场I”我们气极了，本想抓起办公桌上的墨水瓶打破他的脸，留下一个劣迹，没想到他的“护校队”早已闻讯赶来，仗着人多势众，把我们的后队阻挡住不让进来，同时硬把我们轰出了校长室，当天下午，徐伯璞又出了个“严禁滋事”，“否则严惩不贷”的“校长告示”。
“反徐”未成，我们数十人退出学校参加了附近中学的课程补习班。姚第鸿同志得知情况后，专门赶来找柴保忠和我谈话，并进行了讨论，总结了经验教训。他指出现在力量对比起了变化，要沉着冷静，要注意群众情绪，以守为攻，今后不要再搞公开的大规模活动，必须转入秘密工作，扎扎实实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对学生自治会可改为打进去的办法。为此，我们决定返校复课，继续斗争。当时鹿效曾同志已去北京，王福绎同志回乡，姚第鸿同志便把留济的程铭汉、柴保忠和我编为一个小组，由他直接领导。
济南大逮捕的严峻考验
在三月二十日夜济南大逮捕中，程铭汉与我在两地同时被逮捕了。
记得二十日晚上，我们已经睡下了，数名反动军警突地闯了进来，持着枪气势汹汹地喝令我们宿舍的同学全都起来，要搜查东西。我猛然想起三月十三日植树节那天去千佛山向群众散发党的传单《告工农大众书》，口袋里还剩有一张。亏得情急智生，我乘军警不备，偷偷地把传单塞入鞋中。那几个笨蛋还在翻床倒箱，在我棉被底下搜出一本《游俄日记》，如获至宝，双眼一瞪： “你就是邵金榜?”马上把我带走。与我同宿舍被捕的，还有王明瑾、路超然、李守谦、任树森、崔兴泽、郑x x七人。军警用一条长绳将每人的两臂连串捆起来，成一路纵队走上大街。就在军警捆别人时，我装着蹲下来提鞋，赶紧把传单扯碎扔掉。那时穿的是长衫，又在夜里：军警没有察觉。这样，我没有证据落在敌人手里。
当晚，我们被关进济南城内看守所。与我同牢房的有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徐步云(即陶钝)同志，一乡师教员陈允中，学生刘开浚、于少舟，齐鲁高中的袁复荣，山东老教育家范明枢，正谊中学的崔兴泽，还有历城县教育局姓邱、姓崔的两人。在城内看守所数十天，—直没变过牢房，敌人共对我刑讯四、五次，每次都施行毒打，我被打得遍体鳞伤。同房的难友为我用蛋清涂伤，特别是徐步云老师、袁复荣同志、范明枢老人，都对我很关怀，并鼓励我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为“山东青年争口气”。敌人在第一次刑讯时给我带上手铐，第二次刑讯又给我带上脚镣，刑讯严酷，但我没被吓倒，更没有屈服，他们没得到任何东西。因此，敌人想从中学生青年人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在我身上是失败了。
后来，有一天夜间，敌人把我和一部分难友由城内转到普利门外法院附近的监狱大院内。这是一个座北向南的很大的牢房，内设“洗、心、革、面”四个号，每个号都设有象木笼子似的小牢房。在这里，我与被捕后一直未见面的程铭汉关在一起。彼此了解了被捕、刑讯的情况。程铭汉虽已承认是共青团员，但没出卖组织和任何同志，他对我的情况最熟悉，也没供我一个字。
我在狱中什么都没承认，没有暴露身份，被抄走的《游俄日记》也是书店有公开出售的书，敌人抓不住什么把柄。加上家庭的多方营救，经过“党(省党部)、教(教育厅)，军(韩复榘)、法(院)”的联合会审后，只得把我放了。我出狱时程铭汉仍未结案，便把棉袍、毛衣都给了他，穿着单裤出来的。出狱后我回不了正谊，徐伯璞早把我除名了。当天，即搭火车去了天津(我父母、妹妹都在天津住)。
革命的火焰扑不灭
经过济南大逮捕，正谊中学学生自治会的主要成员都给打散，而且各奔一方了。但是，我们都没有停止革命的脚步。
鹿效曾同志离开济南后去了北平，辗转于北平、上海专门从事党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他重返山东，与其他同志一起重建当时遭到敌人破坏的山东省工委，并搞农民运动准备莱芜暴动。一九三六年因莱芜失利，曾流落武汉再去上海，与党接上关系，当年又回到山东，在博山矿区做职工运动，任鲁东工委书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他改任鲁东特委书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那时我已在延安抗大学习，曾给他寄过抗大教材《游击战术的讲授提纲》）。后来鲁东游击军成立，他被选为游击军的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七支队的政委，在一九三八年战火连天的岁月，正当他驰骋疆场，勇猛杀敌的时候，这位文武兼备、才略出众的好同志竟不幸过早牺牲。鹿效曾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但这短暂的一生，却充满了战斗的春秋。在他的革命征途上，坎坷曲折，与党多次失去过联系，为寻找组织，他南北奔波历尽艰辛，曾打过短工，卖过花生，借以糊口。尽管如此，鹿效曾同志的革命意志始终坚定，于重重困难中踣而复起，不屈不挠。这种献身革命的精神，辉映后人，我始终把他作为学习的楷模，激励自己顽强战斗。
程铭汉同志也是一样坚弧。他未能出狱，被判刑十年，在狱中依然坚持我党在监狱进行的活动，直至牺牲，用革命者的豪情，写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页。
柴保忠同志被迫离开了正谊中学，回到家乡鲁西北，发动群众建设抗日斗争根据地，把斗争的烈火燃烧得更加旺盛。
在同志们的革命精神激励下，我也自强不息，保持着继续战斗的动力。—九三五年七月我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时，照样坚持革命活动，与鹿效曾保持联系，团结进步同学，宣传反蒋抗日。一九三七年一月，我通过东北军地下党组织，终于突破国民党的种种封锁，在三元县西北云阳镇参加了红军，并被送到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
三十年代初正谊中学的学生运动，陶冶出一批革命者，革命者把斗争的火种带到四面八方，掀起了更为壮阔的洪波巨浪，发扬了正谊中学学生运动的大无畏的战斗风格和革命精神！
（一九八三年三月写于海军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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