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生自治会”
正谊中学位于风景秀丽的大明湖畔，是一所上千人的私立中等学校。学生中半数以上来自农村，家境比较贫寒，大家既有强烈的求知欲，更有纯朴的正义感。山东省闻名的开明、进步的教育家鞠思敏先生在正谊当过校长。他聘请了很多进步教员如陈济源(敏之)、褚步程、黄昌孝、陈寄生、赵图南等来校任教，他们都支持学生运动，因此正谊中学的党、团活动一直比较活跃。
党、团组织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合法的学生自治会来进行的。正谊中学较早的地下党、团员鹿效曾(即鹿省三)、程铭汉同学都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工作。
鹿效曾同志，当年不过十七、八岁，家在莱芜县农村，因不愿受封建礼教束缚，几次出走，来到济南念书。他个头不大，但却老成，具有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处事稳健而又机智灵敏。在斗争中，他有胆有识，从不后退，深受同学们的拥护，是正谊中学学生运动的领袖。
与鹿效曾的小个子恰成对比，程铭汉同志是位体魄健壮的大个。他说话有条理，文章也写得有生气。由于能写会讲，有一定组织能力，因此在斗争中也总是被推到前列，成为斗争中的中坚人物。
鹿、程风格迥异，但都善于团结同学，热心助人解难，所以很多同学愿意接近他们，说他们所领导的学生自治会是“我们的学生自治会”。
我入学不久就认识了鹿效曾，随后又认识了程铭汉、王福绎、王子高等进步同学。他们年岁比我大，学识也远为丰富，思想尤为活跃。他们言谈举止之间，总透露出一股新鲜气息。我觉得他们仿佛是磁铁，把自己紧紧吸引住了。久而久之，我也成了学生自治会的积极分子。
学生自治会里边有个进步的学生组织——读书会。我被吸收进读书会后，听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消息，读到不少见所未见的书籍，如鲁迅、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蒋光慈的作品。一九三O年，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同时实行封建法西斯宣传与“围剿”进步文化这反革命两手的年头，这年年底，颁布了“出版法”，钳制进步的报纸、杂志、书籍，紧接着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又宣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明令“以文字或图画宣传叛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在如此黑暗的岁月，偷偷地读到这些违禁书籍，印象特别深刻，犹如电光火石一般，开拓了自己的视野，点燃了思想的火花。自此之后，我对鹿效曾等同学，由出于新鲜好奇的接近，变为有意识地主动靠拢了。
除此之外，正谊中学一些进步教员在引导学生探索人生的正确道路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教国文的陈济源老师，常给我们讲解具有现实战斗意义的革命作品，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量和思想启示，激励自己投身革命斗争。
一九三一年上学期，鹿效曾介绍我参加反帝大同盟，开始参加一些革命活动，并直接读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等文章。这些活动，使我产生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信念。不久，鹿效曾又介绍我秘密加入共青团。当时，我深深体会到这样的学生自治会确实是“我们的学生自治会”。
旗开得胜的“驱吕”学潮
鞠思敏先生去一乡师担任校长离开了正谊，继任校长褚步程任期也不长，綦际霖出任代校长。这老头虽未与学生自治会处处为难，但也有冷言冷语：青年人多读点书，少议论国事。反正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学生自治会照样活动。可不多久，国民党当局为控制私立学校，派来了训育主任吕季智和一名校董杨鹏，正谊中学的情况就变化了。
吕季智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捕共队队员，货真价实的特务，杨鹏则是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直接派来的。他们彼此唱和，操纵代校长綦际霖，控制了正谊的实际权力。到任伊始，就秉承反动当局的指令，在经济上，宣布增收学杂费；在政治上，强迫推行“党化教育”(即贩卖“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共货色)。吕季智尤为卖力，以提倡“读书救国”为名，严令厉行考试制度，想用沉重的学习负担来限制学生的进步活动；公然声称“防止共党分子进行宣传”，要对各科教材、图书重新审定。为了达到控制正谊的目的，他还极尽封官许愿、布施小恩小惠的手段，在学生中拉帮结派，制造派别斗争，然后利用训育主任的职权，夺取学生自治会。
吕季智把学生自治会抓到手里作为官办工具，倒行逆施，对进步学生、教员从思想到生活都进行监视，激起了我们极大的愤怒。
党、团组织决定反击国民党的反动行径，驱逐吕季智，夺回学生自治会。当时正谊设有团支部和反帝大同盟的组织，我最初与王福绎、王子高编在一组，后来与柴保忠编成一组，在发动斗争前举行的秘密会议上，我们分析过情况，记得大体有三点：1．多数同学经济拮据，反对增收学杂费肯定能够赞成；2．多数同学厌恶并反对国民党的思想钳制政策，反感吕季智的作为，能够站在“驱吕”一边；3．校内有一批进步教员，校外一乡师等学校也在开展反对增收学杂费的斗争，济南铁路工人还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因此，可能得到广泛支持。
说干就干，夺回学生自治会的斗争展开了，我们提出了“坚决要求学生自治”的口号，由鹿效曾、程铭汉、王福绎、王鸿儒四位同志出面领导，公开打出了“驱逐吕季智”的旗帜。不出所料，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拥护和进步教员的支持，也得到各校同学的呼应以及社会上的同情，吕季智很快就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接着，我们又接二连三地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进行斗争，还揭露了杨鹏乱搞男女关系的丑行，痛斥他们不堪为人师表，使吕季智更加陷于孤立。学潮越闹越大，全校举行了总罢课，代校长綦际霖在浩大的声势面前给吓跑了，吕季智还想孤注一掷，拼凑一些喽罗护送綦际霖返校，但也给我们打退。大势已去，吕季智不得人心，形单影只，再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国民党当局只得把他调走，增收学杂费的规定也随之取消。吕季智灰溜溜地滚出正谊，树倒猢狲散，我们重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
鼓动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
学生自治会重新回到了我们手中。“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自治会在发动正谊同学参加抗日反蒋的南下请愿示喊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时，正谊中学学生普遍义愤填膺，高呼抗日。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还成立了抗日义勇军。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后，不少同学也纷纷行动起来，酝酿成立赴京请愿代表团。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同学们还只是出于单纯的爱国热情，自发的爱国行动，矛头也只是指向张学良，对蒋介石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反动本质，认识还不够清楚。
那时正谊中学党、团组织已受姚第鸿同志的直接领导(后来才知道姚是我党济南市委委员兼团市特支书记)。据他指示，正谊应当在“驱吕”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鼓动成为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鼓动工作还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出面做。
鹿效曾足智多谋，他给我们布置具体的任务，叫做抓好教材，利用反面教员。所谓教材，是指当时发行的各种报刊。自“九一八”事变到十二月初，几十万东北军奉命不战自退，日寇在三个月内就迅速占领了整个东三省。全国人民无比愤慨，也就是在这三个月内，各地工人的反日罢工和学生的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报刊天天都载有这些消息，我们学生自治会组织大家讨论：谁是出卖东三省的罪魁祸首?
反面教员蒋介石在这段时间也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曾向京、沪请愿学生信誓旦旦地说： “三天之后出兵抗日”，谁知他不仅不敢签字保证，反而耍流氓手段溜走了。多少个三天过去，他何尝向东北派去一兵一卒?！事实粉碎了蒋的谎言，谎言暴露了蒋的卖国嘴脸。我们学生自治会及时在同学中间进行揭露，指出蒋介石就是日寇侵占东北的清道夫!
在组织方面，我们也是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号召同学参加正谊中学赴京请愿示威代表团，由鹿效曾、程铭汉担任领队人。济南全市学生赴京请愿代表团成立后，鹿、程代表正谊当上了全市代表团的领导成员。于是他们一面奔走联络各校，一面通过我们单线联系，布置正谊中学代表团的具体行动和政治口号，并通过学生自治会透露到全体同学中去，变为大家统一的行动。
这段时期学生自治会做了大量工作，仪正谊中学的南下请愿示威斗争有较好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所以，采取自愿报名参加代表团时，同学们相当踊跃，在50、51、52、53、54、55这六个班，报名同学在二分之一以上，有的达到三分之二的人数。十二月五日，正谊中学近三百名学生背起行装，奔赴津浦车站，成为全市首先采取行动的学校，而且，在此后连续三天三夜顶风冒雨、卧轨截车，直到冲破阻挠、示威国府的斗争过程中，没有一人后退，始终与各地各校同学一起顽强战斗，汇成了滚滚的斗争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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