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田代把我们集中起来，宣布“大东亚战争和平结束了”。为了掩盖其失败的真相，他还吹嘘了一通，说什么日本不是失败了，也不是没有力量了，主要是天皇抱悲天悯人的好生之德，才宣布战争和平结束的。最后，他又宣布：“由于大东亚战争结束，‘新华院’和新工场的任务也完成了。目前要维持现状，各守秩序，等候你们的国军来了再作处理。”
日本投降了，战俘们都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待着解放时刻的到来。然而，在这时局急剧变化的时刻，我们却没有得到党组织的任何指示。面对这新的形势，应该怎么办呢?我怀着焦急的心情到北坦去找李万顺。他不在，据说是外出开会了。这可把我们急坏了，一等二等：始终不见他的踪影。而国民党却随着日寇的投降而积极起来了。以何思源为首的省政府首先进入市内，接管了“新华院”。他们首先释放了国民党被俘人员，换上军装，按军事建制编队进行训练，等待“蒋委员长的命令”。而我们这些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战士，却成了审查对象，仍然穿着囚服，吃着发了霉的小米饭。国民党当局还私设公堂，对我们进行审讯和拷打。对此，我们都义愤填膺，与他们展开了说理斗争。同时，在国民党士兵中进行工作，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正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刻，毛主席在重庆与蒋介石达成了无条件释放抗日爱国政治犯的协议，这—斗争才告结束。
十月下旬，天气虽然很冷，但我们这些抗日之士却穿着单衣，分文不给被赶出了“新华院”。二十几天后，我与李万顺取得了联系。当时他要我留下，继续在市内做地下工作。后来，因未找到职业，我便于—九四六年二月间返回《渤海日报》社，开始了新的战斗。
（原题目：身居囚笼心向党——回忆在“新华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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