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便借外出看病的机会,到广智院与李万顺接上了关系。我简要地汇报了狱内的工作后,他即向我传达上级关于里应外台,举行武装起义收复济南的指示。他告诉我,上级已决定,“新华院”里的我被俘人员为西部武装起义的骨干,指示我们要加快组织准备。至于武器问题,组织上另有安排,到时候通知你们就是了。我听了十分高兴,心想出头之日可到了,就与他一起研究了一些具体事宜。谈着谈着,不觉天色已晚,又下起了小雨,我就匆忙地告辞了李万顺,连病也没能看就向回返,路经张师傅处,又借了顶草帽回新工场了。以后,我就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联络我被俘人员,争取教育国民党被俘人员中的爱国官兵。这样,经过我们小组的共同努力,到日本投降前夕,已组织起三百余人,并根据城工部的指示进行了编组,作为武装起义的骨干。时近八月,李万顺告诉我,我军已开始向济南进军,要我们严密组织,作好准备,并通知我,武器由“新华院”附近的—个伪军军械库供给。那里已安排了内应,只要外面打响了,你们就到军械库去夺取武器,举行起义。可惜由于时局的变化,我军改变了战略方向,撤出了对济南的包围,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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