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党组织的指示，我高兴得一夜没合眼，从心底里感激党组织的关怀。同时，我又反复琢磨，怎样才能很好地配合党组织呢?党组织派谁来帮助我呢?我分析了敌人的内部关系，觉得他们对付中国战俘是一致的，但由于禁严的等级关系，鬼子中上下级间、鬼子和汉奸之间仍有矛盾可以利用。在漂布房时，我们就抓住老佐滕不懂技术的弱点，在田代面前告了他的状，从而取得了田代对我的“信任”。而老佐滕由于受到田代的训斥情绪低落，不到漂布房时，有事我就主动去找他，他交代我干的活也尽量“干好”，让他满意。这样久而久之，他对我也“放心”了。一次，我到老佐滕办公室找他，只见他皱着眉头目不转睛地在看一张照片，连我进去都不知道。等我凑近，他才猛的抬起头来指着照片说：“孟的，这是我全家的合影，五年没见面了，孩子们都长大了。”我凑过去看了看，他却唉声叹气地向我诉说起思乡念土的儿女情来了。原来他是平民阶级，对日本贵族资产阶级的统治心怀不满。他问道：“你的房子(即家乡)有八路的?八路里有我们的朋友没有?”我趁机向他介绍了“日本人反战同盟”的一些情况，并对他的身世表示同情，问他为什么不回“房子”去看看。他摇着头说：“我的脑袋痛的。孟的，快回漂布房干活去，好好的干活，你回房子的事，等我慢慢地在太君面前说话的，……”从这以后，他把漂布房的事交给我管，有事找他才来看看，不找他十天半月也不来一次。这就给我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干活时就可以与战俘们谈天闲聊，有针对性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从中争取团结了厉文礼部的几个士兵，如宋学义、张世凯、王宝山、邓文崎等。
事后我才知道，党组织派人帮助我争取自由的人就是张师傅。为了帮助我取得自由，张师傅费尽了心机，巧妙地进行周旋，积极地为我创造条件。他用自己的工资买通了翻译官李子贤，同时又团结了指导工张景田、曲子清等，在鬼子面前替我说好话，说我怎么怎么的守纪律，干活怎么怎么的好。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终于取得了鬼子一定程度的“信任”。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夕，田代和翻译官李子贤要我和二十几个战俘带着行李到新工场去护场。到这里来，就不用每天去“新华院’点名了(新工场在路南)。主要任务是配合警卫队防火看房子，但出门必须集体，个人不能随便出去。一九四五年春，鬼子要利用新工场内的空地种莱。张师傅等就为我造舆论，说我会种菜。有一天，田代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问我是否会种莱。我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田代真的相信了。第二天就领着我到空地看了一遍，然后派了一个小鬼子挎着“驳壳宁”手枪，押着我到北坦去买了菜种和锹、镢、耙之类的工具。从此，我就每天带着二十几个战俘在院内种起菜来了。还不到清明节，我们种的菜就破土出芽了。田代等鬼子看了连连称赞，翻译官李子贤也趁机为我吹了几句，这样鬼子对我的控制又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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