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被俘的我党党员、长山县桓四区区中队班长许宜亭告诉我，新来的张师傅(即张新山，以下均称张师傅)是我们的老乡，长山县五区小丁旺庄人。于是，我便以老乡的身份接近他，并成了莫逆之交。张师傅为人热情，宽宏大量，主动帮助我们这些“老乡”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用自己的工资买些咸菜、大葱，大蒜和常用药品分给我们。在“新华院”里，病号房被称为“鬼门关”，谁要是被送进病号房，就别想活着出来。因此，战俘们有了病，谁也不敢说，就是硬撑着。张师傅为我们准备的这些药品可解决了大问题，使很多同志和难友免遭鬼子的残害。他虽然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但很快就成为我们的知心人，我们对他十分尊敬和信任，有话想同他讲，有事想托他办。
端午节前夕，张师傅告诉我，他要回家过节，有什么事要捎办早作准备。我说：“想捎封信，不知行不行?”他即满口答应。于是，我就利用大便的时机，在厕所里写了封给党组织的信，简要地汇报了被俘以后的情况，请党组织给以指示。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张师傅把信缝在鞋底下才混出了大门。张师傅回家后即把我的信交给了渤海区三地委城工委委员李万顺，并向他汇报了自己在“新华院”开展工作的情况。后经工委研究，除对张新山作了具体指示外，又给我写了回信，几天以后，张师傅便回来，即把城工委的信交给了我。看到党组织的来信，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信中指示我们“要变当囚犯的思想为先遣军的思想”，加强团结，严密组织，并设法麻痹敌人，以安全的活下去。还规定今后的联络信号是“一O三”。
党组织的来信，不仅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而且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使我们这些“釜中之鱼”重归大海了。我急忙把信的内容向许宜亭、甘文瑞、夏方明等同志作了传达。从此，我们的斗争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九月，张师傅又借回家过中秋节的机会，把我给城工委的信带出。回来时又带来了城工委的指示，决定建立党的狱内小组，指定我担任组长，夏方明同志担任副组长，具体领导狱内的斗争。为隐蔽目标，工委还指示我们，活动要分散，不集体过组织生活，同时，还要求我们，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可能地扩大活动范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要注意争取团结国民党被俘人员中的爱国之士，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从此，我们在狱内的斗争就有了领导核心，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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