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难友
我们到了“新华院”，首先集中在操场上，由总队长李鸣珂训话。大意是：皇军怎么怎么的优待俘虏，但是纪律也很严格，要我们遵守纪律，服从管理。同时还宣布，在“新华院”里，战俘之间统称“同学”，不准叫俘虏。训完话以后就编队，我被分配到训练三分队。所谓训练，就是对新来的战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时间一般为三、四个月。“训练”后，青壮年大部分被送往日本国内去当苦力，中老年则分配到其他队去从事奴役性的繁重劳动。 我初到“新华院”，由于摸不着里面的情况，就装呆卖傻，经过十多天，初步摸清了情况以后，我就以“老百姓”干木匠活的身份(我被俘时穿的是农民服装，鬼子审讯时，我说是老百姓出来干木匠活的)与同铺(亦称班，每铺四、五十人不等)的战俘接触。开始只是闲聊，后来混熟了，就借古比今的讲些历史故事，如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等，启发战俘们的爱国热情，鼓励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树立信心，坚强地活下去。这样逐渐地改变了战俘们消极沉闷的状态。有说有笑，互相体贴关照。大家齐了心，“铺头”不仅改变了过去举手就打、张口就骂的态度，还与我们称兄道弟了。
一九四四年春节以后，我结束了训练队的“训练”，被分配到工场队(又称新工场)劳动。新工场是日本资本家南昌洋行开办的，主要是利用战俘的无偿劳动，为日军生产袜子、手套、毛巾及包裹尸体用的漂白布等。总管是田代，老佐滕管漂布房，小佐滕管织布、印花，花皮管织袜、毛巾、手套等。翻译官是李子贤、队长是汉奸陈明远。四十多名取得“自由”的战俘编为一班，他们都是被认为表现“好”的国民党被俘官兵，能够自由地出入“新华院”。其他三、四百人分别编入织布班、织袜班和漂布班等。新工场与训练队不同，具有一定的企业性质，还从社会上招雇了十几个指导工，负责修理机器和指导战俘生产。因而对战俘的管理也不象在其他队那样严厉，干活好、手艺高的还可以到外边去溜达。
我被分配到织布班，与刘振冉等去管浆线。打浆糊用的是炊事员李振龙做饭的锅。李振龙是雇来的，因为天天打浆糊，时间久了也就跟他混熟了，经常在一起聊天。于是，我就有意识地讲一些历史故事和有关知识，启发他的爱国热情。这样，慢慢地他对我也产生了同情感，并在指导工中宣传，说我“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肚子里可有油水啦！”这样一传两，两传四的很快在指导工中传开了，有的约我晚上到他们宿舍去讲故事，还特意给我留下饭菜。久而久之，我同指导工就混熟了，我的活动也有了群众基础。他们不仅同情我，还替我在鬼子和工头、队长面前说好话。一九四四年春，我的家兄孟庆恩从老家来看我，鬼子不准见面，就是指导工张新山、张景田等想办法，巧妙地安排我跟着炊事员李振龙老师傅抬引火柴，才混出“新华院”，见到了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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