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的工作作为自己同样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争夺所属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党领导里应外合占领广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及最后驱逐日寇。”渤海区党委根据“六五”指示精神,将根据地现有干部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抽出,做城市工作和派入市内做地下工作。当时派了一部分干部打入济南。由于日寇戒备森严,我地下工作者不仅出入困难,而且在市内没有职业掩护也难以站住脚根。济南铁路机车工厂党支部书记宗泽同志,因回根据地向领导汇报工作,误期返厂被厂方开除。又加这时美国飞机轰炸济南铁路大厂,厂内人心惶惶,工人怕出危险不敢来上班,有的党员和赤色群众也离厂了。这使我党在机车工厂的地下工作受到了影响。为使机车工厂的地下工作尽快恢复,渤海区党委城工部将张铁工委书记吕洗尘同志调济南指导工作。吕洗尘与宗泽同志商量,决定在司有义家(机车工厂北门外附近福德里)腾出两间房,成立一个自行车铺,解决宗泽同志的职业问题,并以此作掩护,领导厂内的工人斗争。六月五日,自行车铺正式开业,取名“义记自行车行”。经理司有义,帐先生宗泽,伙计杨金岭。我也参加了,有的赤色群众也入了股。这样,“义记自行车行”实际上成了地下工作的联络站。宗泽、杨金岭等我们几个人分别走家串户,做工人群众的思想工作。我们的足迹遍及济南各个角落。经过工作,我们团结了许多工人,有些还成为我们开展地下斗争的骨干力量。党在机车工厂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为加强济南的工作,渤海区党委济南工委决定吕洗尘同志担任“义记自行车行”的负责人,并以工委委员的身份领导市内的工作。这样,“义记自行车行” 便成为渤海区党委济南工委在市内斗争的指挥机关。工委委员吕洗尘和济南铁路机车工厂党支部、机务段党支部等负责同志,在这里秘密组织和领导了多次铁路工人的怠工和罢工斗争,并都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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