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向湛寿春、张寄平、于杰同志布置了任务，接着又与孙明同志联系。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到家住五里牌坊作泥瓦工的朱经理家。朱经理见我穿了一身伪警服，一下惊呆了。等了一会才说：“刘先生(我在他庄一带活动时叫刘志强)来了，请屋里喝茶。”我接着说：“我刚来到济南，找我大哥孙明，家中有事。”他会意了，接着说：“等一会，你大哥就会来。”孙明同志下班回来，我们二人到饭店吃饭，我顺便向他交待了任务。正在这时，一个汉奸特务插到我们饭桌上吃饭，孙明同志忙暗示我离开这里，我和他约好再联系的日子便走出了饭馆。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的一天下午，我换上便衣，来到济南西市场碧梧街十五号找王济生。房东张老太太说，老王一早出去拉洋车了，现在还没回来。我一直坐等到晚上五六点钟，他才垂头丧气，骂咧咧地回来丁。王济生同志过去在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当排长，因他在济南有亲友关系，派他进城，待有条件时，打入伪军伪组织，等我军反攻济南，以便搞伪军武装起义。现在他的临时职业是拉洋车。他一进院，张老太太便告诉他，“你弟弟来找你。”老王把我领到屋里对我说：“今天一早出去拉车，等了一天没有客。下午五点多钟，一个伪军坐上车要我拉到飞机场，可他下车后一个钱不给还打了我。我跟在后面边骂边要，—个好心的传达老兵对我说：车夫，这世道没办法，你再跟着要钱，往里走就是禁区，他更打你。’我坐了一会，看了看里边的情况就回来了，到现在也没吃饭。”我听了，赶紧拿出钱来，领他到西市场吃了顿杂面煎饼。在他吃饭时，我又向他布置了任务，他说：“进城后，没做出一点成绩，你还来看我。”我说，“老王，你做的工作不少，能站住脚，找个拉洋车的职业作掩护就不容易。今天你拉着洋车到飞机场，认识了一个老传达，又看见飞机在哪里停放多少架，这不就是成绩吗?！”他高兴地说：“当时停放的是十二架战斗机。我还看到飞机场的东北边哨兵较少，是个很大的缺口，等我军去攻打飞机时，我去当向导。”我和老王—直谈到十点多。于建华同志当时在济南女子师范当炊事员，九月初的一天，我同蒋方宇同志一起同他接谈工作。方宇同志头戴草礼帽，身穿长大褂，走起路来象个地地道道的商人经理的派头。我上身穿的是白条子衬衣，下面穿的伪军装裤子，眼戴墨镜，军不军，民不民，像个便衣特务的样子。当传达把于建华找来同我二人见面时，我看见他的白上衣成了黑的，黑裤子被汗水溃得一个圈套一个圈，脸上的灰被汗水冲出一道道痕迹，是个十足的炊事员。他—见我二人的装束便说，咱们的身份相差太悬殊了，这样会引起敌人怀疑，是不是改日再谈。方宇同志同意了。第三天上午九点，我按预约的地点，在南门桥上与他接头，向他布置了里应外合的任务。这个期间，我还联系了马子明、李建刚、刘洪芳等二三十个打入市内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这样，就把区党委和工委从外边派入市内：工作的干部党员，能联系上的，全按规定暗号接好了头，并向他们布置了里应外合，准备反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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