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山东军区情报处邝任农处长决定在济南地区建立电台，由周涌科长、匡思贤科长具体办理。
首先由山东军区司令部轮训队学习班挑选了李惠民同志，任电台台长，具体规定了电台使用的波长、呼号、通报时间和应注意的事项。李惠民同志换上便衣，由两位侦察员护送来到济南南部山区。和王均同志接头以后，开始在仲宫附近偏僻的小村庄里隐蔽活动。开始电台只有报务员1人，译电员花恒全是以后派来的。电台的工作间选择在离住户较远又比较隐蔽的场园、农具室、牛草屋。午夜发电报，拂晓收拾干净。一发报，王均同志就帮着架线和警戒。白天活动时，王均同志穿长袍长衫，打扮成商人，李惠民同志穿着破棉衣、棉裤，戴一顶破毡帽，背着钱褡子，打扮成小伙计跟在后面。为了工作需要，培养了几个青年。组织上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不工作时就组织学习，外出时走在路上也讲革命道理，讲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培养的青年成熟了，才派到电台工作。其中宋勤同志就是在此时培养起来的。他忠实可靠，经常跟着出发，电台移动时由他背着，从来没出过问题。
情报台建立了3、4个月后，济南的日伪军已发现济南近郊有不明电台在发报，就派人暗中查访，并多次出来扫荡搜查，仲宫的鬼子也带着伪军几次夜袭柳埠、高而庄、储泉沟等村庄。时隔不久，鬼子和汉奸以及反动地主、恶霸，组织和利用了反动道会门——“红枪会”，于1944年古历12月23日，以柳埠、李家溏为中心，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八路军和地方政府人员，威逼农民一户不漏地加入“红枪会”。一时间，县、区、村的干部受到一定损失。由于情报站的同志和群众通风报信，我们的电台及时转移，没有遭到损失。
电台的同志们知道电台本身是保不住密的，敌人注意到南部山区有电台在工作，这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里一发报敌人就能听到，关键问题是在使用密码上。经王均同志与县委同志研究，把电台搬到了泰山后的一个山沟中，这个地方山高沟深，草木丛生，人迹罕至。此处有个用木架搭起的小棚子，原来是鲁中军区派来的情报组用过的，现在全组人员撤回鲁中去了，稍事整理就可使用。原来管小棚子的人员叫徐文有，现在又成为我们情报站的交通员。电台搬到这里后，当时只有3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李惠民、宋勤和魏佃三。他们半夜里工作，收发的电报均由魏佃三同志送到几十里外的情报站联络点去，从未发生过问题。徐文有同志白天送饭，夜间协助警卫。他们各带一支小马枪，防止野狼袭击。
电台在山上的安全和日常生活用品全部是情报站的地下交通员徐文有同志负责。徐在山下租种了庙里和尚几亩山地生活，工作十分认真，电台在山上连他的父母和弟妹都不知道。山上用的粮米油盐、锅碗刀勺都是他送上来的，山下有敌情他总是及时通报。王均同志隔几天就去看看他们，带点猪肉上去，以表慰劳。在当时的情况下，每去一次患难中的阶级感情就加深一次。有一次徐文有在路上打了一只山鸡，拿到山上同大家一起吃。大家商量，王均同志快又上山了，等他来了再吃共享美味。有一次山上包饺子，留一碗等徐文有上来吃。徐当天没上山，第二天早上发现饺子不见了，原来是野狼或狐狸吃了，连盆底都添得光光的。山上无以为乐，李惠民、宋勤就向山下推石块，石块撞击，发出花炮般的声音。王均同志说，要小心，不要出事故，声音大了容易暴露目标，今后可想个点子，搞点别的娱乐吧！山上白天要防日本鬼子和汉奸，晚上还得防野兽，特别是防狼。如有人出去送电报，天黑还未回来，李惠民就爬到又高又大的巨石上，事前搬上不少石块，过一会儿向山下掀一块石头，吓唬野狼。山上遇到下大雨就更麻烦，电台几个人住的是窝棚，外边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只好顶着雨布收发报，不能睡觉就顶着雨布坐着，以免机器和电池受潮影响收发报。就这样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在这段将近一年半的日子里，王均同志与他们虽然不是朝夕相处，但也经常上山看望他们。这次来和往常不一样，日本投降了，为了更加有利于情报工作，决定把电台搬下山去。过去来这里无暇光顾泰山上的险峰和劲松，这次来虽然仍路过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可能落入悬崖，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欣赏着泰山上的风光。山顶绝壁之上，悬挂着几棵千年古松，远远望去，就象一幅苍松垂挂图。王均同志走在路上，想了一首俚词：
数围古松几千年，
苍劲深翠如画屏。
泰岱自古多奇异，
无名劲松不慕名。
电台下山后，基本上跟着机关行动，但对外还是不公开，收发报都在晚上秘密进行。1946年下半年至1948年济南解放，除敌人两次袭击市委等个别时期外，都是半公开。这个时候与上级电报来往很密切，如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解放兖州战役期间，有情况就向上级电报反映，上级有任务就通过电报下达。济南战役期间，特别是吴化文起义过程中，市委电台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情报部电台实际成了上级在该地区的耳目。济南解放后，情报台奉命撤回了部队，又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至此，济南电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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