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谊中学设立在大明湖畔的鹊华桥东闫公祠街，流水潺潺，小桥曲曲，古香古色的楼台亭阁，加上怪石假山和幽幽小树林，把校园点缀得古朴典雅、清幽宁静，这该是一个多么理想的读书的地方啊！然而，在沦陷区里，侵略者哪能允许有中国人自己独立的学校！沦陷区各学校大权，均操日本人之手，他们决定着教育方针及各项重大措施。在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下，日伪教育机关编辑了一套奴化教育的教材，建立了一套殖民地化的教育体制，对沦陷区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群众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在我们的课本中，凡涉及抗日爱国的和容易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的内容都被删除；在史地课本中，肆意篡改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教员稍有正确解说即罹大祸。
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育，简直令人窒息，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参加每天早晨的升旗仪式。在沦陷区竟然不允许升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岂非咄咄怪事?I殊不知，这“国旗”、“国歌”早已面目全非，已带上鲜明的亡国奴色彩。所谓“国旗”，是在“青天白日旗”边上加了一块三角形小黄旗的汪伪汉奸政权的旗子，小黄旗上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这是战败国的标志；这“国歌”也已不是《三民主义》。天天望着那面象征着耻辱的不伦不类的“国旗”，唱着这种旨在向侵略者谄媚的所谓“国歌”，我们的心在撕裂，在流血，国破家亡的切腹之痛，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我们。日伪统治下的城市，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无辜横遭屠杀，对于侵略者这一切令人发指的暴行，沦陷区内处于屈辱的亡国奴地位的中国人噤若寒蝉，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强忍着这亡国亡种之惨痛。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苦于报国无门，在这漫漫黑夜里挣扎着、探寻着。
我是正谊中学七级一班学生，在我的周围，有不少不甘做亡国奴、有很高的爱国热忱的进步同学。大家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又共同感受着做亡国奴的奇耻大辱，这一切，使我们逐渐接近，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大家常聚在——起，或探寻着出路，或发泄各自心灵深处的苦闷，或控诉日本侵略者灭绝人寰的强盗行径，或共同商量如何反抗和抵制日伪奴化教育。我是一个篮球迷，自小酷爱打篮球。到正谊中学读书后，便与从进德小学一起考入正谊中学的几个老同学以及新结识的几个同学一道，组织了一个名为“华联”的篮球队，意思是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民族青年联合起来，抵制日伪奴化教育，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我们大家不仅是球友，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对自由和光明的渴求，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对日寇不共戴天的仇恨，是使我们大家成为挚友的共同思想基础。
我们都喜欢祖国的语言，它生动、准确、丰富、优美，有着三千年的悠久历史。可是，现在我们的国语课竟被日语课所取代了，中国学生不能学习自己本国的语言，却要把蹂躏中华民族的强盗国家的语言作为主课来学，这是多么屈辱的事情，令人悲愤欲绝！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我们多次抵制日语课。起初，每逢上日语课，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便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之机偷偷溜出教室，逃之天天。后来，我们“华联”篮球队的同学索性整队往外拉，或找个地方去打球，或一道去大明湖游玩。教日语课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的中国老师，为生活所迫，才不得不忍辱教这门课程。他很理解我们学生的心情，对于我们抵制日语课的行动暗中配合，给以支持，我们不来上课，他不仅装作不知，反而在考试时想方设法使大家都能得分高一些。日本教员对中国教员自然不是十分信任的，时常来巡视课堂教学情况，有时，还亲自来给我们上课。一天，一个矮墩墩的日本教官阴沉着脸来到我们教室，一看便知，他是来找岔的，大家用眼神互相提醒着，都谨慎起来，没有溜号的了。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顿时集中在这个日本教官身上了，当班长发出敬礼的口令时，我没有鞠躬。这下可惹恼了那个日本教官，他厉声叫骂道：“苦啦！”满脸怒气地冲了过来，不容分说，对着我当胸就是两拳，用半通的中国话咆哮着：“谢盛贵(我当时的名字)，你的坏啦，亦化了的有！”下课以后，还让我继续罚站。虽然老师打学生是常有的事，但无故挨日本鬼子的揍，这口气实在难咽。我在心底记下了这笔债，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
一到上军训课，我们便主动提前串通大家，能装病请假的就装病请假，请不下假的就溜号，实在溜不掉的，就随便应付，谁也不去认真上课。
我们经常在晚上聚集在一起，带上弹弓，到大街上去打日本商店的门窗玻璃，打碎了就跑，由于我们熟悉地形，转眼就跑得无影无踪，日本巡逻队也抓不住我们。一天晚上，我和马清宗路过五路狮子口时，突然听到呼救声，我们赶忙朝呼救的地方跑去，原来是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土兵正在调戏一位妇女。见此景，我们怒火中烧，恨不得把这个畜牲撕成碎片，我们冲上前去，救下了那位女同胞，并狠狠地把这个日本鬼子揍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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