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对地形地貌的勘察和分析研究，王一民决定在公路两侧设埋伏截击敌人的汽车。一天晚上，王一民指挥部队在新城以北官道村公路上埋地雷、设埋伏，决计用闪电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第二天拂晓，敌人3辆运输车大摇大摆地开来，前头的一辆汽车驶入伏击圈后，压响了地雷被炸翻。这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如猛虎下山般扑了上去，被炸懵的敌军还未来得及抵抗就做了俘虏。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共炸毁敌人3辆运输车，击毙日伪军3名，活捉12名，缴获长短枪、机枪等军火物资一大宗，我军无一伤亡。官道伏击战，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从此除有重兵押车外，再不敢晚上运输了。以后，王一民又先后指挥了王家、于家、石老嘴、黄山郭家等大小战斗20余次，足迹遍及招掖边区，使敌人闻风丧胆。
1941年，日军疯狂地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根据地一天天缩小，环境日益恶化，抗战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在一次军政联席会议上，有的同志主张在强敌面前，部队应采取隐蔽的策略。王一民则认为，在强敌面前，部队不应盲动是对的，但是我们是抗日的人民武装，不能因敌人一时的猖狂就采取无能为力的对策。越是艰苦的时候，就越是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刻。我们不应该消极地坐待局势的好转，而应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捕捉一切有利战机，主动出击，打出一个新局面来。王一民的意见，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研究决定，成立武装工作队，由王一民任政委。
由于环境的恶化，武装斗争活动暂时处于低潮。这给敌伪人员造成错觉，有些敌伪人员以为八路不行了，肆无忌惮地跟着鬼子杀害我抗日干部、积极分子及抗日家属，使革命遭受很大损失。为了保卫根据地人民的利益，王一民率领武工队员对那些罪恶昭著的汉奸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镇压。武工队象一把锋利的尖刀，时而穿插在敌人的封锁线上，时而直捣日伪办事处的心脏，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这年夏季，王一民率领武工队，出敌不意地连续铲除了3个区的伪政权，消灭9个乡的伪办事处，使敌伪人员胆战心惊，丧魂落魄。他们吓得互相提醒:可别做缺德事，小心 王一民的武工队。在当地群众中至今还流传着武工队“火烧汽车、击毙山本”和“伏击槐树庄”、“夜袭西良院”的故事。
在打击敌伪人员的同时，对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王一民则根据党的政策，采取说服教育、争取的方针。他曾先后将各区、乡的伪区长召集到朱宋村训话，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阐明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启发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他的教育下，大部分伪区、乡长均同情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对日军各怀异志，有的暗地与共产党八路军联系，传递情报。日军发觉区、乡长们被“赤化”后，便一批批撤换，王一民则又利用敌人易人换马的机会，把一些革命同志派进去担任伪区、乡长，在敌占区建立了不少“白皮红心”的“伪政权”，对抗日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一民擅长于做统战工作。早在1938年，他发现焦慎卿部手枪队队长李春成（即李悦民）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就利用各种机会启发说服李春成，鼓励他掉转枪口，参加八路军。时隔不久，李春成就持枪参加了八路军。山候村有个财主外号叫铁勺子，抗日部队需要他捐钱买枪，他一分钱也不肯出。王一民亲自登门做工作，向他说明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以及民族大义、亡国利害，终于使这位财主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捐献了部分钱和枪，支持了抗日工作。他常说：“凡一切有爱国之心的人都要团结，能拉过来的决不能推过去。”
1942年初，王一民奉调胶东军区青年营任营长，同年秋，由胶东军区青年营调军区敌工部工作。
王一民革命意志十分坚定，无论怎样的打击都动摇不了他对革命的一片忠心。王家是个大家庭，自王一民参加革命后，这个家庭就遭到敌人疯狂的报复。1939年烟潍公路伏击敌伪汽车后的第二天，大批敌人开进徐家疃村，抓捕王一民，在没有抓到人的情况下，把王一民家的8间房子全部烧毁，把生活用品全部砸烂。1941年王一民率部在渠马沟伏击敌人的汽车，敌人又将他家坊院的房子全部烧毁，全家人无家可归，四处漂泊。有人劝他，为保住这个家应两面应付(即家里有人当“二鬼子”)，王一民当即回答：“两面应付就等于向敌人妥协，佘太君尚能舍家保国，就是情况再恶化，我们也要抗日保国。”“国尚不安，我们自家朝夕不保，所以只有国安才能家泰。”
1942年，王一民带领部队袭击了敌伪的采石场，破坏敌伪修烟潍公路的计划，敌伪恼羞成怒，把他的两个妹妹抓去当人质，并提出条件，只要不破坏修路就放人，否则交县城处理。消息传来，同志们十分气愤，有人提出还他石头坑，等人放回再说，也有人提出立即攻打炮楼抢人。王一民冷静地分析：还敌人石头坑等于投降，这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攻打炮楼伤亡太大也不可取，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派人把炮楼里伪军头目的家属监护起来，并通知敌人，如果敢动我们人的一根毫毛，我们就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果然敌人害怕了，提出花钱赎人。当时组织上决定花钱，王一民为给组织上节约经费，把自家的1亩2分地卖掉，赎出了两个妹妹。当时有人说他傻，组织上已决定花钱赎人还卖地干嘛，王一民回答说：“我全家都参加了革命，要那几分地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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