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组建抗日队伍，王一民全力以赴，奔走于周围的村庄，利用走亲访友、赶集、赶庙会等一切时机进行宣传动员。他的演讲很有说服力和号召力，他给群众讲述东北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生存的悲惨遭遇，说奉天的百姓只要吃大米就是经济犯，要蹲大狱；被车碾死的人胃里发现有大米还要追查。如果我们不武装起来抗击侵略，那就只能去过这种猪狗不如的亡国奴日子。他还针对群众中存在的“只要自家平安”的糊涂观念进行教育，他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想保住自己的家，那国家谁来保？国家不保我们还能保住自己的家吗？要想保家必须保国。国破家何在？他还用实际行动做出榜样。他先后动员全家出来做抗日工作。他的父亲王腾武和他的小脚母亲都做了大量的扩军、做军鞋、组织担架、送情报等抗日工作。当时徐家疃村有个寡妇名王尚文，虽有抗日热情，但又怕出来工作抛头露面招流言蜚语。王一民就动员60多岁的父亲给她撑腰，支持她出来工作。每逢她出去开会、做工作，无论白天黑夜，老父亲都陪着她。这一举行对当时的妇女解放、参加抗日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王一民兄妹8人都出来参加了抗日工作。王一民不但动员了全家的人，还倾全家之财抗日。队伍缺少枪支弹药，他就动员老父亲拿出多年积蓄去购买。他的“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拿钱”的表率行动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抗日热潮。群众纷纷报名参军，捐款捐枪。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在福天寺打出了“招远县抗日独立大队”④的旗帜。
离福天寺不远，有个焦家村。该村大地主焦广义的儿子焦慎卿也打着抗日的幌子，拼凑起一帮以地痞、流氓、恶棍、烟鬼为主体的反动武装。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十八旅旅长张金铭委任其为四支队司令。这支乌合之众不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还经常对招远抗日独立大队寻衅闹事，制造摩擦。对此，王一民总是以民族利益为重，尽量避免冲突。焦慎卿却误以为独立大队软弱可欺，派人到福天寺，找到王一民，说：“焦司令希望王大队长把队伍拉过去一起干，焦司令已上报张金铭司令，准备委任你为副司令。”王一民听后义正严词地回答道：“独立大队是招远民众的抗日武装，不是我王一民进行交易的私人组织。请回复焦司令，我们欢迎他和我们合作抗日，保家卫国。但对吞并异己的倾轧和合编意图，我们坚决反对！”来人碰了一个钉子，灰溜溜地回去，回禀了焦慎卿。焦慎卿觉得丢了脸面，竟恼羞成怒，在一天夜里突然派人抄了王一民的家，抓走了王一民60多岁的老父亲。然后，派人给王一民送来了恐吓信，说王一民如不跟着他焦某一起干，就将王父砍头示众。在这一严峻形势下，王一民沉着冷静，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他认为焦慎卿这个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目前救人软办法不行，但用武力救人，单凭独立大队的力量还做不到。最后他决定让三哥王松山找八支队司令员马保三帮助解决。
1938年4月中旬，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七、第八支队，在马保三、韩明柱、张文通的率领下，由寿光、昌邑东上到达掖县，与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汇合，不久又东上黄县。王松山找到八支队司令员马保三汇报了情况，马司令员当即命令马明娥率领一支部队赶赴招远救人。部队日夜兼程赶到招、掖边界新城驻扎，当天就给焦慎卿送去限令其当夜12点交人的通牒，否则就不客气。焦慎卿慑于八路军的威力，只好乖乖地放了王一民的老父亲，并承诺今后决不再跟独立大队搞摩擦。经此一吓的焦慎卿一夜没敢合眼，第二天天一亮便偷偷地逃进了招远城。从此后，“王大队长吓跑焦大少爷”的故事便在招远西乡广为流传，独立大队也自此名声大振。
1938年9月底，中共招远县委送王一民到八路军山东纵队胶东第五支队军政干部学校政治班学习。在干校里，由五支队政治部主任仲曦东⑤介绍，王一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⑥。结业后回招远，任县委委员，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冬，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抗日活动的领导，开展灵活的对敌斗争，根据上级指示，招远县划分为招远、招北两个县。招远县委派王一民与县委委员贾君知、财政科长董华民等一起参加筹建招北县级机关。1941年1月1日，招北县级机关正式工作，王一民任招北县县大队政委兼县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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