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39年秋天，崇德中学初中二年级一批青年成立了一个自发性的进步组织——“大众解放中华民族先锋纵队”。
这年夏，同班同学徐文洵回到原籍诸城县。当时抗日爱国，挽救民族危亡的热潮遍及全国城乡，他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在党的号召下，先后投身到这一伟大的斗争之中。徐文洵和他们有密切的接触，印象极深。他回到崇德中学后，向我们绘影形声地叙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并着重介绍了这些进步青年在农村进行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还借了一把锯，用胡琴弓子，拉出了动人的救亡歌曲。说明在广大农村，进步青年怎样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工具，为抗日救亡服务、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如火如荼情景。
在徐文洵的启发下，我们感到有组织起来的需要，开始酝酿建立地下组织。我们这些人，都是爱好进步文学的青年，喜欢阅读高尔基、鲁迅的作品。这类作品，对我们影响很深，是我们踏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读物。这些年轻人，尽管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家庭，但都不仅具有真挚的爱国热情，而且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剥削压迫不满意，同情劳动人民。所以在给这个自发组织命名的时候，多数人不同意仅仅以抗日救亡为宗旨，明确提出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选择了“大众解放中华民族先锋纵队”这个名称的因由。
徐文洵主持筹建组织，他从家乡带来了一些经验，做了如下分工：徐文洵任书记，赵宝麟（陈翼）为组织委员，于峻基为宣传委员，形成了一个小核心。徐文洵是主要的核心人物。这位同志有较浓厚的文学素质，写过一些别具新意的小文章。他为人敦厚诚恳，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参加这个组织的有聂希文、安茂仁、孙金昌、马荫普、王允祯、乔沛先等人。还有一些同学虽然没被吸收加入这个组织，但也同搞了一些活动。这个组织处于半秘密状态，就是说，组织是保密的，活动是公开的。
组织成立之后，主要活动是通过各个渠道大量借阅进步文艺作品，并且涉及到一部分可以找到的社会科学读物。只要书名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著作，都找来看。我记得还借来一本叫做基督教共产主义的书，也加以涉猎，颇有点饥不择食的味道。读小说，有高尔基、巴比塞、罗曼罗兰、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作品，也有一些俄国的古典作家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的作品，还有苏联的《十月》、《士敏土》等，意义大致可以理解；读社会科学理论性著作，常常似懂非懂，但也认真地“啃”，明了个大概就满意了。常常在上课时间看，自习时间是手不释卷。记得在一次图画课间，我读一本社会主义史一类的书，而且认真做笔记，图画老师陈汉卿先生拿起来看看，一笑而去。有时（读日语时）不听课，从后窗跳出去，跑到学生宿舍，关起门来看自己喜欢的书。求知识、求真理的心情是如饥似渴。
聂希文认识图书馆一个姓王的工作人员，他经常通过这一关系，给大家借来一些封存的下架书籍，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为了寻找进步书籍，我们曾化名荆凯向上海一家书店，邮购了一大批小说，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一本《新俄小说选》。寄到之后，被学校当局发现了。他们通过徐文洵的父亲徐叔平找我谈话，问我知道不知道书籍封面的颜色是什么意思？我说不明白。徐叔平先生说，这是共产党的颜色，批评我们年幼无知，什么书都想看，以后要注意云云，把书交给了我。当然，我们照样“年幼无知”地读了下去。
此外，在徐文洵主持下，我们筹备出版刊物。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很困难的，并且是极不可能实现的事。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认真地搞。这个刊物，王允祯提议命名为《一周》，徐文洵写了发刊词。没有印刷设备，徐文洵建议用“洋粉”熬冻制版，居然印出了封面和一两页文章。后来由于没有经费，坚持不下去了，只好作罢。同时，徐文洵又组织演剧，由他编、导，剧名是《生活暗影》。现在回忆主要内容是反映城市贫民遭受剥削、压榨的故事。分配了角色，没有女演员，由安茂仁反串。边编边排，在崇德中学热闹了几天，参加的演员有10多人。这个剧最终没有排完，也没有正式演出，但通过这些活动团结了更多的同学。
这个自发组织一直延续了半年多，多数成员坚持下来了，他们成为以后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民先的骨干，而且多数同志陆续入了党，只有个别意志不坚强自动脱离了。徐文洵于1940年秋入了党。解放后他在上海做教育工作，不幸病逝。
这个组织的成员当时都是十四、五岁的小青年，不可能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但大多数人怀着不可遏止的革命热情和理想，为真理而献身的决心；同学之间意气相投，亲密无间，甚至在生活上都是互相关怀，不分彼此。滚滚抗日洪流的推动，腐朽的社会环境的激发，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受到的教益，使这些年轻人团结到一起，建立起了至今令人怀念的同志情谊。这一段活动虽然短暂，对革命事业贡献不大，充其量是为以后的革命工作准备了一点点条件而已，但大家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这个组织只是一点火星，但在崇德中学却是革命青年力量聚积和锻炼过程的第一步。
二、从民先到建立地下党支部
1929年冬，同班同学韩大珉（张辽）由于彼此常常接触，互有了解，一次他找我谈话，谈到了共产党，谈到崇德中学就有党员等等，并征求我的意见，想不想参加党。
我们那个自发组织成立以后，虽然在觉悟水平、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搞了一点活动，但苦于找不到党，没有党的领导，心情十分苦闷。这一大好消息，不啻天外飞来，万分高兴，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并介绍了“大众解放中华民族先锋纵队”的情况，叙述了我们需要党领导的迫切愿望。他说，要和有关人谈谈，再告诉人。
不久，他就介绍我参加外围组织民先。以后，他因和音乐教员邓儒鸿发生冲突，被开除出校，我的关系转给了方勋。不久是方勋的哥哥曲华领导我，他向我布置的任务，主要是发展民先队员，并交给我一份民先队组织的铅印章程。这份材料还是抗战前京津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时期的东西，说可以参照其中的要求，进行工作。
就这样，我们那个自发组织自动解散了，组织的成员经我介绍，在1940年上半年先后加入了民先。现在记得有徐文洵、聂希文、孙金昌（左毅）、安茂仁、马荫普、岳振鸿、姜显友（周群）、侯文仲（王文成）、王允祯、乔沛先、于竣基等人（其中个别人可能记不太准确）。这个民先组织，仍然采取原自发组织的主要活动方式，通过阅读进步文艺作品，团结教育青年。其他一些过去的半公开的集体性的活动形式，基本上停止了。
不久我被发展入党，并且同时被确定为支部书记。主要任务是通过民先考察、培养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这时崇德中学除我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党员同志。我的领导人半年内换了3个，不经常见面。今天回忆起来，他们似乎也是入党不久，缺乏党的基本知识，地下工作经验也不是很足的。至于我就更差了，领导人教我怎样说，我就怎样说，教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原来的民先队员，后来除极个别的掉了队，脱离了民先外，大多数在这个时期陆续入了党。这伙年轻的党员，虽然水平不高，经验不足，但意志坚定，朝气蓬勃，无私无畏，组织性强，亲密无间，团结战斗在敌占区。
由于我的经验不足，发生了一次所谓“偷书”事件。我们当时很少看到根据地来的书报，听说学校3楼仓库内封存了大量抗战前的进步书刊，我组织了几位同志夜间进入这所仓库，取出了不少书籍、杂志，藏在宿舍床下，第二天由孙金昌陆续运回家中存放。但这次取书被学校当局发觉追查。那时他们似乎不愿扩大事态，怕惹出是非，对他们不利，没有大肆张扬，学期末把我和孙金昌等人悄悄开除崇德中学了事。
在此期间，我们送两位同志到胶东根据地学习，这两位同志是聂希文和马荫普。
三、半年的游击区生活
被开除离开崇德中学后，孙金昌、安茂仁转学到了市立中学。王文仁、徐宣功、安茂仁毕业后在电业局找到职业，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周群高中毕业后到了烟草公司。我们的工作已经由一个崇德中学，有了新的发展。
1941年秋，我要求去根据地学习。经组织同意，到了乡下。当时正值日寇扫荡，交通比较困难，走不成，临时由张辽同胶县县委联系，在一个农村小学当教员，做了半年农村游击区的工作。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庄，只有一名党员，他兼着乡长的职务，在他的掩护下，我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中心小学在另外一个村，相距不远。校长是我们的同志，听说他的职务是我县政府的秘书，又是民运部长。我的工作归他领导。
半年农村生活，很有意义，也受到了锻炼。我们通过农民夜校，教唱抗日歌曲，宣传党的主张。在我党我军的影响下，团结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成立了农会。每天夜间，大家聚在一起，畅谈革命形势，热烈非常。通过农会活动的考查、培养，发展了几名党员，建立起该村第一个党部，为坚持游击区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
四、红卍字会小学和创办地下刊物《洪流》
我在农村住了半年，于第二年初返回青岛。经过一个同乡的介绍，到红卍字会小学当了教员，取得了掩护工作的社会职业。从1943年直至1945年秋日寇投降，这所学校成为我党领导青年工作的据点之一。
韩大珉、徐文洵、孙金昌、岳振鸿等都在这里任过教。这所学校教员不过10余人，我们的党员同志占了半数。有一个叫张树人的教员，来自鲁西惠民县解放区，从许多迹象看，他可能和我党有浅的接触，因而我们把他作为团结争取的对象。该校校长和他是同乡，关系较好。通过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我们党员同志担任了各年级重要课程的教学工作，使学校方面需要依靠我们，这就创造了一个比较顺利的工作条件。
这一时期，经杨真（刘文卿）提议，我们创办了地下刊物《洪流》（刊物名字是杨真起的）。我和孙金昌到大窑沟一家日本洋行买了一台没印机，杨真在四方租了一间房子。大家分头撰稿、刻字，杨真、梅山、孙金昌和我连夜突击赶印，然后由杨真负责散发。连续印发了3期（期数记得不太准确，我参与的不少于两期）。我记得这个刊物根据杨真的意见，由妇委和青委联合主办，未公开暴露党的面目。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针贬敌伪政治的丑恶现象。据说解放后还找到了一部分刊物，可以研究、参考。
这里需要单独提一个孙金昌。他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父亲还是日寇宪兵队的嘱托（即顾问之类）。这位同志纯朴、热诚，在大家的影响带动下，忠实于党的工作。他家楼下住着日本人，附近都是敌伪中上层人物的住宅，因而他就成了我们开会和接头的良好地点。孙金昌是为革命事业尽了力的，在他的教育下，他年幼的弟弟孙德昌成为我们可靠的地下交通员，后来到了我解放区；他在圣功上学的妹妹也参加了革命。
五、在伪“满洲国”开辟工作
周群是吉林省柳河县人。抗战期间，远离家乡来到青岛，依靠亲友的帮助，在崇德中学读书。开始他只知读书，非常用功，学习成绩很好。后来在张辽等的帮助下，逐渐提高了觉悟，从一个只知读书的学生，成为坚强的革命者。1941年我离开崇德中学后，他担任党支部书记。
他的户口在东北（当时的伪满），他在崇德中学参加地下党，我们就让他以回乡探亲为名，在家乡知识青年中秘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1943年6月，日伪机关要他返回家乡进行国兵检查，借这个机会，我们给他交待了启发可靠青年觉悟，组织地下抗日团体，进行有组织活动的任务，并且由我和王文仁在《正则日语读本》中密写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叫他带回东北，给即将建立的地下抗日组织成员学习。他很好地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在当时日寇残酷统治下，建立了一个地下组织——“抗日兴民团”。到日本投降前共发展团员近20名，团结爱国知识青年50多人。并且动员了姜鲁军等5位抗日兴民团骨干团员，来胶东抗日根据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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