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5日，谢明钦抵达沧口盐滩村（曲盛贵和周永智合租的厢房），晚8时谢明钦和高日九、周永智正在议论租房开磨房事时，有自首分子李克柱（李曾参加过群众组织）带领日寇海军警备队沧口特务班特务3人闯入，将谢、高、周3人同时逮捕（事后了解为叛徒尹常安告密），同时在上海纱厂逮捕了纪家栋。4人同押沧口飞机场警备队。日寇连夜轮番刑讯。6日晨，根据口供在太阳橡胶厂逮捕了吴世训、刘洪祥，又押吴世训至各处逮捕曲盛贵，未获。又去丰田纱厂铁工部捕一李姓工人（当时李继佩在这里工作，该日未去工作），因与谢指认互为相识乃释放。后，日寇又去苏州路30号逮捕李姓工人，未获。6日晚将被捕6人押送常州路25号“大日本海军囚禁场”审讯。2月上旬，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又逮捕了曲盛贵。至此，共有7人被捕。1942年3月31日，日寇“第三遣支舰队军法处会议”做出判决，4月初于大学路宣判。判决宣称：高日九“劝诱”李子斌、曲盛贵、吴世训及周永智入党，“企图扰乱帝国占领地区之治安”，判处死刑。曲盛贵受高日九“劝诱”入党，亦曾在某工厂内“劝诱”同事四、五名入党，判监刑5年。吴世训受高日九“劝诱”入党，亦曾在某工厂内“劝诱”一、二名同事入党，判监刑3年6个月。李子斌受高日九“劝诱”入党，判监禁3年6个月。周永智于1941年12月下旬受高日九“劝诱”入党，判监禁2年。本案中纪家栋、刘洪祥因当时没有承认是党员，皆获释。
“盐滩事件”发生后，曲华、李继佩得悉敌人去苏州路30号搜捕消息后急忙去盐滩向李子斌报告，始发现盐滩的组织已遇敌人破坏。派人急速通知杨真及有关党组织转移隐蔽。1942年3月，曲华对市内工作作了安排后，带李继佩赴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途经即墨遇见了县委书记袁超。袁告以日寇正在胶东区党委地区“扫荡”，机关部队已转移，没法联系，让曲华暂返青岛，过一段时间再去，曲、李返青暂时在郊区李辛庄隐蔽。2个月后，曲华、李继佩、薛隐3个人准备同去胶东，打算通过即墨到南海地委转去胶东。因即墨交通联络点遇破坏，又未走成。返回郊区后住在北渠，准备改走胶县。1942年5月4日晨，听说有伪军来这一带讨伐。准备出村暂时转移时，适与伪军讨伐队遭遇，敌人进行盘问时，曲华寻机逃跑被敌人追回，以行踪可疑而拘捕。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避免影响市区地下党组织，曲华自称系隋永胥部（即墨一带小股游击队），后来所有捉来的男人，经过简单的审问，都集中起来押送伪警察局看押。薛隐经过简单的讯问后，于6月4日取保释放。当时，李继佩因有事返青，得以幸免。阴历五月端午后，曲华被发往东北当劳工，途经经济车站，于换车时，曲华鼓动同车劳工逃跑，不幸被日寇枪杀，英勇牺牲。
谢明钦和曲华相继被捕后，青岛工委组织已不复存在。但地下党组织仍然按原来的组织状况进行活动，因工委成立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组织状况。但失去了几个领导干部，必然给党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损失。在一些同志的组织关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妥善地处理存在的问题，加强党内团结，团结同志们一道为党工作是很重要的。1942年秋，区党委派莫易重返青岛工作。从1942年秋到1943年春，经过对地下党进行耐心细致的组织整顿，使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团结，增强了战斗力。
地下党组织连续地遭受敌人的破坏，引起了组织的重视与警惕。因此，整顿组织，纯洁内部工作及加强党员的气节教育，应付突然事变教育，也摆到首要的地位。当时，发现有的党员即将与汉奸结婚。当时组织一方面派专人靠近，专门从事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断的启导、说服，对其晓以大义，教育她不能泄露组织机密，做有损于党的事，一方面坚决切断组织关系，并且做了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的准备。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其没有做出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保证了党组织的安全。还发现有外围群众关系即将与特务结婚，因她掌握一些地下关系组织活动情况，在对其劝说无效时，采取了半强制手段送到抗日根据地去学习，后来此人入了党，并培养成党的干部。诸如此类问题是不少的。由于接受了教训，经常注意纯洁组织问题，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才能相对地保证组织的安全与巩固。
1942年秋，根据区党委指示，改变了过去根据地的一套工作方法，不急于发展党员，群众工作采取广泛交朋友们的方式，甚至对于有相当觉悟的、一道进行机密活动的地下关系，也尽量利用合法形式，以知己朋友相处，不冠以“非法”组织名称。1943年，通过颐中支部在东镇大成路办了一个工人夜校，参加夜校读书的有40多人，教师由尹华、张萃煦担任，开学时，由莫易讲了第一课。工人们很愿意到夜校读书，地下党也掺杂在学生中，利用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联系与团结工人群众。通过讲课、谈话接触，进行了一些宣传教育活动，后来因为没有办下执照，约半年后停办。
对于贯彻执行十六字方针问题，我们是在不断的摸索中执行。首先“隐蔽”一条，要隐蔽于群众之中，才能扎根，才能团结群众。离开了学校，就得有社会职业。当时，党的领导机关设在远离城市的抗日根据地内，不在市区，也不在城市边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社会职业，每年下去开一次会，往返一月半月，回来之后原来的工作就丢掉，须另谋职业。地下党时期，这是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主要问题。那个时期，我们是今年在这个单位团结一部分群众，相识不久就走了。明年再到那个单位团结一部分群众，相识不久，又丢掉了。从1943年到1945年，我们交了很多朋友，发展了8个党员，这些党员分布在铁路、华北运输、颐中烟厂、四方机厂、码头等地。回顾这期间主要是输送了一些地下关系去根据地学习，有的经过培养再派回市内工作。
1944年秋，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青岛地下党工作会议，由李研吾主持召开，到会的有尹华、张辽、方勋、于山、莫易等，杨真、刘琪于会后赶到，会议主要传达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里应外合，武装起义解放大城市。对各项准备工作作了讨论研究。首先是思想上作了准备，地下党组织要准备做好内应，对各主要要害部门、交通要道等，要物色配备好向导，时机成熟，接应好外面派进来的军事指战员。武器方面，城里搞一部分，主要是由外向内运送一些手榴弹、枪支等类轻型武器。会议期间，林浩接见了与会同志，给予一些鼓励和指示。会后大家分头返回市内。但当时无统一部署，也无具体安排，执行情况等等不一。有的购买了枪支；有的建立了起义军事组织；突出的是利用当时自己具备的条件为筹建电台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当时，我们掌握一家无线电器材商店，在器材设备与技术方面已完全具备。只是在隐蔽与掩护方面尚须进行周密的筹划。当时，国民党十二师姚良臣部已进驻青岛外围，该部电台台长主动前来联系，并提出在机务方面愿意担任电台技术顾问的请求。地下关系汇报了这个情况，请示如何答复，经过研究决定接受了这一请求。在我们直接领导掌握下进行这一工作。最后达成：一、受聘担任该台技术顾问；二、对该台设备全部予以更新；三、以该部电台名义在市内建立联络试验电台。这就给我们建立秘密电台的活动与掩护方面，以及了解掌握敌台活动情况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当时，具有了设备优良条件，掩护活动方法也作了周密的研究安排，只等时机来临，上面派来报务人员，即可开始工作。
1944年底，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与需要，区党委决定组成3个地下特支。特支的组成由李研吾提出名单，经组织批准由政治交通带入市内，分送传达。三个特支是：杨真特支，杨真任书记，刘琪任组织，宋海任宣传；张辽特支，张辽任书记，王文仁、王文成分任组织、宣传委员；莫易特支，莫易任书记，薛隐任组织，马文任宣传。3个特支间，切断横的关系，负责人之间可随时联系。特支成立后，分头召集会议，传达部署工作，分工安排任务。
工委遭受破坏后，地下组织基本上按照特支没有建立时的组织情况，分头进行活动，没有什么组织名义。1943年底，方勋由即东工委派入市内，组织关系受即东工委领导。1944年即东工委改建为即墨县委，归南海地委领导，方勋的关系又移交胶东区党委单线领导，地下组织之间基本上遵守秘工纪律，很少发生横的关系。
1945年，地下党组织广泛展开了宣传活动，当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已开始广播，地下组织根据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内容，揭露敌伪报纸荒诞吹嘘，宣传反法西斯战争大好形势，抗日战争大好形势，宣传希特勒必败，日寇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深入人心。那时，宣传方法基本上采取口头宣传形式，有的组织也采用了“非法”印刷、秘密散发宣传品的方式。
1945年秋，为加强与区党委的联系，以其迅速取得区党委的指示，曾派人下去建立一条去海阳的较近的交通线。工作进行到即东一带，就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当时，通过南海区与区党委联系，指示速返市内准备迎接新形势来临的斗争任务，同志们迅速地返回市内传达了这一指示。
1945年9月，区党委派李研吾进入市内，由傅生带入与马文取得联系。后来，为了李研吾的安全，又转到杨真处。李研吾分头与地下党各组织负责人员，开了会听取了汇报，传达了区党委的指示。当时，李研吾来是为统一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迎接里应外合武装起义的形势而来。紧接着，区党委又派政治交通进来传达，由于形势的急速发展，中央下令停止对大城市的里应外合武装起义工作，改为集中力量夺取东北，解放中小县城，使解放区联成一片。城市工作仍按“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执行。
9月17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开始对我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有许多同志遭到敌人逮捕。李研吾根据情况决定，部分组织撤退回解放区。留在城市中的地下党组织，经过整顿，安排搞好掩护隐蔽，迎接新形势的到来，继续战斗直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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