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希文回忆在青岛私立崇德中学开展抗日活动（三）

三、密取“禁书”，建立地下图书网点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这一批青少年视书籍为最佳的珍品。在当时的日占区，连抗战前出版的一般性书刊，都成了禁书，可读的书甚少。我们自己要学习，还要开展群众工作，都需要进步书籍武装头脑。因此我们不惜冒着很大风险去搜寻进步图书。搜寻的途径：一是从上海的外国租界里的进步书店，邮购一批包括苏联和其他外国文学作品在内的进步书籍；二是由我与当时市立图书馆的一位姓王的图书管理员彼此熟识的关系，把馆内封存不外借的一些禁书私自借出来。这些书籍有高尔基、鲁迅、茅盾等中外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有经济学一类的社会科学著作。许多大厚本，读起来很吃力，又没有人辅导，但我们仍如饥似渴地硬“啃”下去。
特别是我们了解到学校后楼的顶棚上密藏着一大批属抗战前该校图书馆的“禁书”，求知欲和革命工作的需要，促使我们要设法把这些书籍利用起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一番筹划，一场密取“禁书”的战斗开始了。
一天深夜，我们几个人悄悄地把那个密室的大锁启开了，眼见一大批藏书，真像许多故事、传说中叙述的寻到了无价的珍宝那样的欢欣。我们争分夺秒地开始了紧张的“取宝”工作。各人的任务是选书，在黑暗中，用手电筒照明，在大堆的书籍中，进行认真地挑选，哪一册都想挑选出来，但数量太多，时间紧迫，处境险恶，只能挑好中好，选出最需要的书刊，让分工外运的同志用被单包好背到楼上旁边的宿舍里，塞进床底下先藏起来。我们就是这样一本本地挑选，一包包地背出去，真像历史上玄奘经过千难万苦去取秘密地运往校外各处，其中不少好书运到左毅的家中。他的家有很好的掩护条件，成为我们以后较长时间阅读文件、书刊和进行联络的场所。
我们把这次取到的书籍连同过去从其它渠道弄来的进步书籍，分别进行存放并使之流通，形成了地下的红色图书网点，在崇德中学和其它学校，在革命活动的若干阵地，这些红色图书有效地发挥了它的宣传教育和战斗作用。
然而，这次密取“禁书”的行动，由于我们的斗争经验不足，工作做得不细，被学校当局发现了，对我们百般威胁，要求把全部图书送还。最后我们把取回来的书，挑选了一点不太需用者交回应付了一下。期末，学校当局以“勒令退学”的方式，把我们这一批“危险分子”赶出了学校。这对于崇德中学的革命工作是有损失的。但我们这一批革命青年，有的转到其它学校开辟工作，有的走向社会，有的走向解放区，在崇德中学党组织培育的革命火种，反而在更大的范围越烧越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