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是我们打鬼子的一个好机会。说实在的，我们第三军区成立半年多来，还没有真正和鬼子交过锋呢。但是我们的兵力也实在有限，1939年底我到职时，除各县有些游击队外，军区指挥机关不健全，作战部队连一个营也凑不齐。我们一边开展反对顽固派“反共高潮”的斗争，一边组建扩充武装力量。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解放了招远南部地区，使东部我蓬、黄（县）根据地和西部我掖县根据地连成一片，组建了军区第一营和第二营；攻打北寺口，收复大泽山，袭击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张金铭，使我们控制了从掖县到平度的整个山区，部队发展为三个营。夏季，军区第一团宣告成立。山东纵队任命周光为团长，张环旭为政委，萧平为副团长。周光、萧平都是山东纵队一一五师调来的骨干。这时，军区机关也比较健全了，政委王文同志到职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人员也配齐了，作战部队除一团外，还有警卫连、骑兵连、机炮连。
翅膀硬了一点，就产生了打鬼子的念头。胡铁城关于鬼子要经过两目山的情报，促使我和王文同志下决心：打一次埋伏。事实证明，情报很准确。日军和伪军约三四百人，混合编队，沿青山和两目山之间的通道走来。
青山在西，两目山在东，都是高四五百米的山，相距不过两三里，中间有丘陵连在一起。两山之间有一条通道，看样子敌人是从两山北的方家村到两山南的九山后（村名）去，这是必经之路，因为通道靠近两目山一侧，我们便把主力埋伏在两目山。
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前边是伪军开路，跟着是一队鬼子兵，接着又是伪军，后边又是一些鬼子，最后还有一点伪军作尾巴。等到三分之一的敌人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时，我们一个新兵走火了。一声枪响，吓得敌人都卧到了。于是，我当机立断：提前下达开火命令。几个营一齐开火射击，当场打死打伤几十个敌人。
战斗打响后，狡猾的日军发现我们占领的两目山西北的山包对他们威胁最大，便集中火力向这个高地发起进攻。这个高地上有我的指挥所。日军遭到阻击后，立即匍匐前进，迂回到我们这个高地的西南方，一步一步向主地攻了上来，由于是梯田形山坡，人员可以隐蔽，再加上敌人火力比我们强得多，又是机枪扫射，又是迫击炮弹，还有掷弹筒，结果我们的部队吃不住了。
为了减少伤亡，我命令收缩一下，这时，在指挥所我突然闻到一股奇怪气味，用望远镜一看，不好，敌人正在利用西南风向我们施放毒气，我们的新兵根本没有应付毒气的经验。好在平时训练时我给他们讲过，于是我下令：把毛巾浸湿，捂在口和鼻子上，撤出阵地。但是有些战士水壶里没有水了，我急中生智：在毛巾上撒点尿代水，不要嫌脏，执行命令！结果，凡早这样做了的，都没有中毒，安全撤出了阵地。只有一两个嫌脏的小战士，没有把嘴和鼻子捂起来，结果轻微中毒，几天呕吐、发烧、抽筋，后来经治疗也好了。据我们所知，这是我们八路军山东纵队最早对付日伪军的毒气。
敌人占领了制高地，火力更猛了。另外两个营还在侧翼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我军失去了制高地，眼看敌人把他们的伤亡者抬走了。虽然我军伤亡不大，但这一仗没有打好，我心里很生气。眼睁睁地看着敌人跑掉，这对一个军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当然，作为新成立的一个团，首次和鬼子交锋，武器装备相差甚远，又缺乏实战经验，能给敌人以创伤，自己又没有什么伤亡，在当时也算不容易。事实上，这一仗打乱了敌人抓壮丁、安据点的战略部署，迫使敌人尽快逃离我们的根据地，不敢轻举妄动了。
在几位营的领导干部汇报作战情况时，还谈了许多杀伤日伪军的战绩。特别是黄振东（曾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参谋长）、田石兴（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所在的那个营，打得比较顽强。该营从凌晨埋伏到上午战斗打响，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打退敌人3次进攻，有两顿饭都没吃。最后，在青山上碰上我五支队（五旅的前身）的两个营，才吃了一顿饱饭。不少干部战士还高兴地谈论着自己埋伏的地方距离日本鬼子有多么近，争论着哪个鬼子是自己开枪后倒下的。总之，一次并不理想的对日伪军作战，激发了干部战士极大的抗战热忱。
为了把这种抗战热情变成练兵的行动，我把部队集合起来进行讲评。接着要大家回去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最后，我又把参战部队拉到青山和两目山之间原来打阻击的地方，搞了一次演习，两个连伪装成“敌人”前进，其余的打伏击。通过这次演习，把教训变成了经验，提高了部队的实战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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