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赵大川在莱阳中学附设师范毕业。面对动乱的时局，父亲希望他蛰居“桃园”，象自己一样当个教书先生，不要卷入政治漩涡。
是年秋，赵大川当上了教书先生，先后在马崖口、朱、石硼、苇夼等村教书。然而，赵大川在师范读书时，就秘密阅读过《布尔什维克》和《红旗》等党内书刊，受到很深的影响。他对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腐败政治深恶痛绝，赞成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此起彼伏。民众的觉醒在鼓舞着他，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形象，不时在他眼前浮现。一天深夜，他翻身下床，拨亮油灯，在刚书写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匾额两旁，又挥笔填上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此，他把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投身到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于是，他一面教书，一面开展抗日宣传，并主动向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靠近。
1932年农历正月，赵大川遵照地下党的指示，利用农村组织的龙灯队、高跷队，以进城闹元宵为名，贴标语、撒传单，唤醒人们“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觉悟。他还布置一些可靠的进步学生，将写好的一些“不当汉奸”、“不做亡国奴”的传单，设法放到了国民党政府官员们的抽屉、宿舍和衣袋里。对此，反动政府大为恐慌，随即派出宪兵警察四处搜捕。
1935年初秋的一天夜里，赵大川正在苇夼西北南门召开北乡各学校负责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突然发现远处树林里有两个人影在晃动。为防不测，他立即宣布散会。当他走到神山后，只听侧后“砰！砰！”两声枪响，两个黑影应声倒在50步开外的草丛里。赵大川正发愣时，从大松树后闪出一位身穿长衫、头戴灰色礼帽的年轻人告诉赵大川说：“这两个家伙是北乡公所的特务，对你们跟踪窥探已久，今天我把他们除掉了。目前形势险恶，敌人已注意上你们了，要处处谨慎小心，等仲秋节那天晚上，你到蚬河孤山角下的树林里接受任务。”说完，消失在树林中。
仲秋节的傍晚，赵大川迎着初秋的清风，跨河越岭，来到约定地点。一会儿，从密林中走出两人，一个叫顾云生，一个叫左友文。他们就是除掉特务救赵大川的招莱边区地下党负责人。在这皓月当空的夜里，由他们两人介绍，赵大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顾云生授给赵大川一支匣子枪，他说：“这枪能护身，能杀敌，能救国，能替中国人说话，你要把枪的骨气接过来，传下去。”此时，赵大川心潮澎湃，神采飞奕，他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在民族危亡的激战中，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一定做到无愧于这支枪的神圣使命。”
赵大川入党后，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本村和朱、马崖口、苇夼等地，先后发展了十几个人入党，并成立了赵家埠子村党支部，下设三处地下联络站，并由他担任了中心联络站站长。
赵大川参加革命活动的事，被其父赵响泉察觉，但几次追问都被搪塞过去。一次，赵大川正在村东梨园里召开联络站负责人会议，被其母知道了。当晚，赵大川的父亲声色俱厉地对他说：“不听父教就是不孝之子，若再参与政事就断绝父子关系！”赵大川知道，要想更好地投入革命，就必须首先做好自己家庭的工作，于是，便让妻子为其说情。
赵大川的妻子唐肃卿，知书达礼，聪颖贤惠，在家里很受尊重。一天晚饭后，她微笑着对公公说：“爹！您记不记得古诗上有‘男儿坠地志四方’的句子？”公公一听，十分惊讶。她接着又说：“您老教大川从小就扬清激浊，做正路人。在国家危难时刻，做正路人不就应该象您讲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那样‘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吗？”公公见儿媳如此深明大义，深受感动，决定辞去省立第二乡师董事的职务，积极支持儿子的革命工作。后来他利用师生关系，开脱保释了几位被捕的中共党员。赵响泉的觉醒影响了全家，赵大川的母亲热情地为“来客”烧水做饭；妻子给开会人员站岗放哨；妹妹也经常帮他们传送情报。家庭成员的支持，给赵大川增添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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