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妇女参加生产是头等大事。晓梅除了抓女工工作外，把干部派下去组织各种妇女生产小组：缝皮子、糊纸盆、拆洗缝补、做绢花、挑补花……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妇女们参加生产后，尝到了经济自立的甜头，高兴地说，我们不再“手心朝上”(指向丈夫要钱)了。挑补花生产发展得很快，到1952年已发展成有四千多人的挑补花生产合作社。北京市抽纱工业公司，就是在当年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它拥有六个厂，一个研究所，四十几名设计人员，近四千名职工，还有好几万在厂外加工的妇女，产品畅销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晓梅很重视妇女宣传教育工作，在组织生产的同时，组织识字班、读报组，还创办了《北京妇女》月刊。
在旧社会，女职工怀孕、生孩子根本没有保障，甚至要因此失业。解放初期，根据女职工们的要求，晓梅和市总工会的同志协作，取得市人民政府的支持帮助，给女工规定五十六天产假，女工怀孕七个月后不干重活不上夜班，生了小孩可领五尺白市布，二斤红糖，上班后有喂奶时间。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女工们的积极性。
托幼事业方面，市妇联办起了北海托儿所、中山公园托儿所等示范性机构。市妇联和区县妇联经过调查试点，在农村和街道办起农忙托儿所、抱娃娃组、“雨来散”等小型多样方便群众的托儿组织。晓梅常到托儿所看望保教人员和孩子们。有些热心的知识妇女出钱出房子办了几处民办托儿所，也得到晓梅的支持和鼓励。
为了贯彻1950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大法《婚姻法》，在市委统一领导下，晓梅代表市妇联，同许多单位密切合作，派出干部调查研究，广泛宣传。经过连续几年的工作，自主婚姻多起来了，干涉婚姻自由、打老婆、限制妻子参加社会活动等观象大大减少了。晓梅还配合政法部门，抓了包办买卖婚姻、虐待妇女的典型案件，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批判处理。妇联的威信很高，法院判处婚姻案件时很尊重妇联的意见。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一举封闭了旧社会遣留下来的二百三十七处妓院，惩治了妓院老板、领家，解放了一千二百多名妓女，一时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为了消灭千百年来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野蛮的娼妓制度，解放被侮辱被损害的姐妹，晓梅和杨蕴玉同志花了不少心血。在市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部署下，市妇联副主任杨蕴玉同志率领一批妇联干部，会同有关单位，夜以继日地进行大量的艰巨的工作一封查妓院，设立妇女生产教养院，为被解放的妓女治病，教她们学手艺，帮助她们树立自尊心自信心。经过半年左右的工作，她们当中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结了婚，百分之二十八的回了家，其余的参加生产芍动或其他工作；大多数有了幸福的家庭，有些人当了先进生产者，或当了基层干部。由北京市开始的新中国封闭妓院解放妓女的壮举，在许多年间一直为外国人士所关注，被称为“奇迹”。1960年8月，晓梅曾向建国后第一次重访我国的著名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介绍了北京市解放妓女的情况。
晓梅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是众所周知的。从建立市妇联筹委会开始，不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妇女代表人物被邀请或推举担任市、区妇联的各种职务。晓梅带领妇联干部做民主人士的工作，她自己带头联系李德全、刘清扬、林巧椎、杨葆俊等党外朋友。她对统战政策融会贯通，身体力行，做得真诚，做得自然。那些年，常有各界妇女到市妇联来找她谈心，有些名演员把自己的婚姻问题、生活问题也提出来向她请教。
晓梅特别关心爱护干部和细心培养干部。她循循善诱地向于部讲述执行统战政策的重要意义，她说，妇联就是联嘛，搞清一色就不能叫妇联了。我们不能坐了天下就忘了朋友呀。她手把手地教给女工出身的妇联负责干部怎样工作；她热情鼓励工农出身的妇联干部学文化，一批批地抽调她们下工农干部学校或工农干部轮训班。她按照党的部署和要求，抽调市妇联的骨干输送到党、政、工业、司法等各条战线，使市妇联干部一茬茬地不断生长。她严格要求妇联干部首先做好工作，认真执行政策，不得以权谋私，同时对干部的切身问题又十分关心和体贴。她为年轻的女干部介绍对象，主持婚礼，办机关婴儿室、托儿所。她发观一个即将出发到西北参加土地改革的青年干部患肺结核未愈，立即同医生商量把她换下来。她鼓励新提拔到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勇挑重担时说，“做不好首先打我的板子，不打你的板子，大胆干吧。”
（原题目《浩然正气 风范长存——记张晓梅同志》作者：梁柯平 陈心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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