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抗战期间的南方局妇女组做了大量工作。她们研究国统区的情况，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国统区妇女工作的任务和主张；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党派和无党派妇女代。表人物共同抗战；直接领导一部分女党员，培养妇女运动骨干；在《新华日报》上创办《妇女之路》副刊并指导进步妇女刊物；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同各种阻挠妇女参加抗战和岐视压迫妇女的现象进行斗争。晓梅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妇运方针，做了出色的工作。
抗战初期，国统区妇女运动发展比较广泛，一度出现轰轰烈烈的局面。为了吸取各方意见，加强统战工作，邓大姐和晓梅不定期地邀请妇女界的党外朋友座谈，人数或多或少，经常参加的有史良、刘清扬、曹孟君、罗叔章、沈兹九等。聚会地点多数在史良家，有时在沈兹九家。聚会时，她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听取党的政策主张，同时讨论妇女运动的种种问题，各抒己见，集思广益。这种座谈会是邓大姐同党外朋友合作共事的好形式，从武汉到重庆，一直坚持到1946年。邓大姐不在重庆时，晓梅也坚持这样做。
针对当时出现的投降分裂危机，为贯彻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晓梅在1940年3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以战斗和团结来纪念“三八”节》的文章，呼吁妇女团结起来，扫清妥协投降毒素，粉碎汪精卫们分化动摇抗战营垒的阴谋。她还在有一万多各阶层妇女参加的“三八”节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
1941年皖南事变的前后，国统区形势恶化，特务到处抓人，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都上了黑名单。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撤退一部分已经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和朋友。晓梅协助邓颖超同志不分昼夜地工作，对需要转移的同志，逐个研究和安排。这样，一批党员和进步朋友得以安全转移到延安、香港和新四军驻地，一部分就近隐蔽下来。南方局也实行精简，只留下部分同志坚持工作。晓梅和留下的同志们一起，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准备坐牢，甚至牺牲生命。南方局号召留下的党员勤业、勤学、勤交友。晓梅尽心竭力，带头执行“三勤”。1941至1944年，在重庆和国统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没有了，可是党的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而且更深入更扎实了。坚韧不拨的共产党员，不畏艰险坚决跟共产党走的党外朋友大有人在。岁寒知松柏，患难存知己。晓梅一个一个地和同志们联系、谈心，润物细无声地进行教育，保存革命的种子。
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是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法宝的典范。在他们身边工作多年的晓梅，统战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她同党外朋友谈心交心，传达中央精神、传达周恩来同志的形势报告：同她们研究在恶劣环境下开展工作的方法；教给她们怎样对付特务，怎样甩掉“尾巴”；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直到调解夫妻间的纠纷。而那些党外朋友们，也在同晓梅的交往中看到党的光明，感到党的温暖，同晓梅结成莫逆之交，有的把自己的住所供晓梅约会碰头，传递文件；有的为我们传送情报，使一些时间免遭囹圄之苦；有的帮助我们掩护或转移有被捕危险的同志；有的影响自己的丈夫，促使他毅然起义，配合解放军的胜利前进。他（她）们同晓梅之间的关系，可谓推心置腹，水乳交融。现今一些党的老朋友和民主党派的老一辈领导人中，有不少人是晓梅模范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见证人。他(她)们在同我们党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深挚友谊中，凝结着晓梅的一份心血。这一时期，晓梅直接间接领导和联系的同志和朋友很多，他(她)们大都根据不同条件，运用各种形式，坚持革命，在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1944年底，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在南方局妇女组的组织领导下，妇女界举行集会，签名发表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晓梅和李德全、史良、刘青扬等发起并组成了中国妇女联谊会。这个以进步妇女为骨干的妇女统一战线组织，终于在1945年7月在重庆宣告成立。李德全任主席，晓梅当选常务理事。日寇投降后，重庆、成都、昆明分会相继组成。中国妇女联谊会的理事们复员到各地，又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成立分会．这个组织，在团结各地妇女反独裁争民主，发动妇女群众迎接城市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解放战争期间，晓梅曾在北平军调部我方军调组工作，同时指导北平妇女界的民主运动，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晓梅先后在新解放的山东潍坊市和济南市负责妇联和工会工作。
1948年底，晓梅被调到良乡，任北平市委妇委副书记，同妇委书记张秀岩同志一起主持妇委工作，迎接北平的解放。
（原题目《浩然正气 风范长存——记张晓梅同志》作者：梁柯平 陈心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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