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投身“五四”运动, 历战争岁月坚持“胶公”办学
姜守迁，原名姜春年，字受倩、寿千、寿迁，又号史友迁。1897年古历正月十四出生于胶东大泽山脉南麓的平度七里河村。早年在故乡读私塾，1917年报考莱州山东省立第九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省立九中读书并任学生会会长的守迁先生，思想上受到很大的触动。他满怀爱国激情，立即投入运动中，书写传单，主办墙报，并写出一篇篇战斗檄文，声讨曹汝霖、章宗祥的卖国行径。几天后，他被大家推选到烟台开会，并奔走于烟台、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到处联络进步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他曾作为山东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半年后，他回到莱州大李家小学任教，边代课，边补习耽误的学业。1922年秋，姜守迁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国立师范大学。
1928年，守迁先生从北师大毕业，先后在吉林第一师范、山东省立一中、山东第四师范学校（青州）、山东第八中学（烟台）、青岛大学、山东省立第十三中学（诸城）、“莱阳乡师”等学校任教任职。
抗战前，守迁先生大多时间是在学校任国文教员。那时的先生风华正茂，十分讲究仪表，在学校中总是衣冠齐整：夏季常常是一套笔挺的白西服，配白皮鞋系黑领结；秋冬季则是深色西服。如果偶然穿长衫，则必着马褂戴礼帽。因此，在学生中素有“西服架子”的雅号。
守迁先生当年教学也像他的为人，一丝不苟，极受学生爱戴。国文课上，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先生讲得生动，学生听得入神。至今，当年的“莱阳乡师”（注：1937年春，应吴伯箫校长之邀，到该校工作）的学生提起他来，都赞不绝口：“有幸得先生为师，受益匪浅。”
1939年初，守迁先生在故乡守慈母丧，目睹县城沦于敌手残遭烧杀抢掠，悲愤难耐，于是设法与我地下党联系，结识了乔天华、罗竹风、白筱易等有志之士，进而四处奔走，大力宣传抗日，利用自己的声望，征借富人家长短枪支，参加组织平度第一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他还经常往返于蓬、黄、掖三县，与八路军游击队联络，汇报平度县的工作情况。因此，他惹怒了县里的敌伪头目和区乡的汉奸走狗，于是不断地接到恐吓信，叫他“小心脑袋”。对此，守迁先生一笑置之，继续为抗日奔走。城里的敌伪教育局长，是位清末举人，也是守迁先生幼年的私塾老师，曾辗转捎信给他，以“师生情谊”劝阻他不要“当八路”。守迁先生对这位伪局长的卑劣行径不屑一顾，工作更加积极。有一天清晨，日伪汉奸突袭猛砸守迁先生家的门。先生心知有异，情急中，他爬上墙头，一连翻越了邻居数道院墙，在敌伪眼皮底下，成功脱逃，免于一死。
1940年，平度县开始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守迁先生当选为县参议会的参议长。此后，守迁先生的抗战英名，远传胶东半岛。1943年春天，先生当选为胶东行政公署行政委员，先后任胶东区参议会驻会常委和西海中学平度分校校长、“胶东公学”（仿照陕北“延安公学”创办的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校长等职。其中，1945年2月至1948年初，先生兼任“胶东公学”校长期间，在条件极端恶劣、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办学，和同志们一道，为建设革命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数以千计的优秀青年干部和亟需人才，成为“鲁大”校史上光荣的一页。
抗战期间，守迁先生与战友们一起，救亡抗敌，风餐露宿，席不安寝，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日伪的疯狂扫荡、搜捕包围中，数次巧智脱险。战争戎马倥偬岁月，有一次守迁先生与战友罗竹风先生（后随军南下参加接管上海的老同志）聊谈，竹风同志问他：“抗战胜利后最想做什么？”守迁先生风趣地回答：“最想安安稳稳地睡一觉。”由此可见战争期间办学艰难之一斑。
1948年济南解放，守迁先生随军入城，受组织任命，于百废待兴的城市里，筹办新型学校，历任济南市立第一中学校长、山东省立济南第二中学校长和济南市教师进修学院院长等职。这期间，曾当选为济南市第一届至第六届人大代表；第一届至第五届政协常委。1959年，任济南市博物馆馆长，直至1969年退休。同时，守迁先生对书法、历史和考古有独到的研究，自1952年起，长期兼任济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山东文史研究学会理事、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委员、济南市书法家协会委员。从而真正实现了他早年的梦想：“等战争结束了，和平时代来临，知识分子还是要回到学术和教育事业中去的。”
书法家风采,刚直笔墨人生
守迁先生也是很有造诣的书法家，擅长隶书，其书法苍劲潇洒，独具一格，作品曾在1964年我国对外友协举办的书展上，被选送到日本、香港展出。济南千佛山至今留有他题写的“峰回路转”坊，历城“四门塔”也留有他的“千佛崖”题记。
说起守迁先生写字，还有一段佳话。当年先生在北京师大读书，有位朋友结婚，想讨他幅墨宝。当时先生总觉自己眼高手低，不敢写字送人，认为拿不出门。在朋友的再三央求下，他有点心动，于是写下了一幅中堂，但还是没有勇气拿给朋友。这天，他去琉璃厂看文物店铺，就特别留意那些名家字画，看过一遍之后，暗自揣度，信心大增，于是将写好的中堂给朋友送去。朋友大喜，张挂起来，逢人便讲是守迁先生题赠。
守迁先生治学严谨，在书法上更是精益求精。时任省文化局局长的鲁特先生，曾是守迁先生当年在“胶东公学”的同事，二人私交甚笃。某日，先生应邀为鲁特先生写了一幅字。鲁特先生将字拿走后，守迁先生想来想去，认为写得不理想，于是重新写了一幅，令小儿子宝宁拿去将那幅不满意的换回。宝宁到鲁特先生家中，汇呈来意，鲁特先生很高兴，并表示，先前写的就不要拿回去了，他一并收藏。宝宁回家如实汇报，谁想父亲大不悦，说“写得不好的字，决不能拿出去”，执意让儿子再去鲁家，索回原先那幅写得不满意的字并将其销毁。
守迁先生的书法名望很高，对书法理论的研究也很深刻，有许多独到之处。他认为，写字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写进去”，第二是“写出来”。所谓“写进去”，是看帖、摹帖，背着帖写，写熟了，写像了，这是写进去了。而领会到帖的精神，写出帖的神韵，写出自己的风格，又不离帖的宗旨，这才叫“写出来”。只能“写进去”而不能“写出来”，只能叫“写字匠”；只有“写进去”后又“写出来”，才能称得上是“书法家”。
守迁先生一生刚直不阿，从不媚颜谀贵，尤其反对那种对所谓“权威字”的吹捧，他说：“有些人不是用眼睛看字，而是用耳朵‘听’字。看到一幅字，先问是谁写的，听说是名人名家，就人云亦云地跟着说好，不懂装懂，这叫用耳朵‘听’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搞的一些书法展上，有一些写的水平不高的字，但为了对显贵的人特殊照顾，主办方往往将这类字摆在显眼的位置上。先生对这种歪曲书法艺术标准的风气十分厌恶，因此每当书法展请他去当评委时，他大都谢绝。当时有些“大人物”，平日与先生没有什么交往，却会时常派人送上一卷宣纸，纸上标明是某某“官职”，请先生题写字。对此，先生一般不予“照应”。直至去世，先生书架上还有十几卷这样的宣纸。大家都说姜守迁先生的字“难求”，这也是如今“市面”上先生的字很少见到的原因。
（原题目：《八十华诞忆故人——追记父亲“胶公校长”姜守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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