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烈士一生
夏桂楫烈士1903年10月出生徐州，家住文昌街路北夏家大院，属名门望族，他6岁入塾受启蒙教育，9～14岁由小学到初中，1918年15岁随父亲夏鸿钧在北京汇文中学就读，1921年考入北京国民高等警官学校政治指纹系，1924年毕业，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北京学运的中坚分子，意志坚强，为了革命活动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奔走祖国各地，先后在北平、龙口、徐海蚌、南京白区从事地下活动，1938年徐州沦陷，第二年转入苏北新四军进行抗日斗争，做敌后城市工作。1942年潜伏睢宁县任伪职，化名夏恢先，在虎口中曾营救我党重要干部。1943年转移安徽宿县时村镇，化名夏星槎，打入敌营首脑机关，时村是日寇在宿县经营多年杀害中国人的大本营，由于他能掌握敌情，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后，由他精心策划智取时村行动方案，这是一个极其秘密的军事行动，就在执行中，于8月23日伪军头目邀请他赴宴，为了消除敌人怀疑，不使行动有变，他不计较个人安危，从容赴宴，没想到走上不归之路，被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胡泽甫杀害于时村镇北门，时年42岁，新四军12旅打下时村时活捉日伪司令胡泽甫。
二、烈属遭遇
夏桂楫牺牲后，1945年10月新四军派人把烈士遗孀彭贤霖从白区徐州秘密接到时村，夏夫人没有上过学，虽然丈夫从事革命工作，平时从不谈及革命事情，她受到突然打击，只觉天旋地转几次昏厥。新四军在时村为烈士开追悼会，进行安葬，并派烈士生前好友周南代表组织给夏夫人谈话。她对周南很面熟，就是想不起来了，那是20年前，她们在北京结婚时，周南曾参加闹房，周南叫夏夫人二嫂子，周南说：“桂楫不在了，你回徐州干啥？又没有一分地，大爷那边（指烈士大哥家）叔伯兄弟也不能照顾。”她说：“一群孩子怎么办？”周南说：“把他们接到解放区都有工作和读书地方。”她说：“我是夏家人，死也死在夏家门口。”周南做了很多思想工作，还是说不通。没法只有再派人把夏夫人秘密送回徐州。当时徐州属蒋管区，新四军派人用车子推着把她送到徐州城南夏湖，并给她一包钱，一再嘱咐对别人不能说是我们送的，说你自己跑来的，夏夫人单身从夏湖回到徐州，这可遭罪了，家已被抄，她被带到乡公所，大儿子夏志诚押在法院，二儿子不敢回家，三儿子病死了，四儿子被打鼻青脸肿，女儿夏君和妹妹弟弟都很小，呆在家里一片凄凉。
三、全家逃难
烈士大儿子夏志诚被押后，法院来人通知，限三天之内找保，没有保人就送走了，送到哪里去就不知道了，那个年头只有开店坐铺的才能作保，夏夫人领着几个孩子找到夏家一位姓汪亲戚，就在法院隔壁开藤器店，跪求他作保，但是这个汪老板为了保全自己不敢作保，她们回去哭成一团，忽然半夜里来了一位中年妇女，自称是藤器店汪老板家里，她说：“嫂子，你家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是偷偷来告诉你的，天亮后你们就上俺店去，找老板跪着不要起来，谁撵你们都不走，死也不走，你千万不能说是我叫你去的。”
天亮后，夏夫人带着孩子又到汪老板店门口，跪着不起，再撵也不动，围观者越来越多，店里也没法经营，汪老板无奈地说：“俺是脸朝外的生意人，今天孤儿寡母找到了我，见死不救人家会骂我不仁不义，我只求天保佑了。给他母子盖了店章，刚好作保的条子送去，把大儿子领出来，法院也下班了。
大儿子出了法院，全家不敢久留，唯一投靠的就是夏志诚姑母家，姑母夏瑞华是烈士亲胞妹，夫家姓陶住重庆，苦于没有路费，这时汪老板的家里又来了，劈头就问：“老大还不走，再出事俺们全家就没命了。”夏夫人指着门前出租卖房子的字条说：“俺一天也不愿在这里。”汪家老板娘说：“不就是两袋面钱吗？你到我店给你，你们赶快走，越远越好。”汪老板还给夏家大儿子做身衣服买顶帽子，对夏夫人嘱咐一路注意小心。因为她没出过门，徐州到重庆要先坐火车到南京，再走水路，她们一上火车时，大儿夏志诚对面坐着一位国民党的军官，问他：“小兄弟去哪里？”他说：“去重庆。”又问：“坐过轮船没有？”他说：“没坐过。”那位军官说：“正好，我们一路同行。”后来在重庆过年的时候，夏夫人和大儿夏志诚带着礼物去感谢那位军人。按照当时留下地址，找到那个军队后勤处，一问没有此人。解放后，夏志诚从重庆回徐州探亲，先去藤器店要给汪家夫妇磕头谢恩，没想他们早走了。邻居说：“走的时候店里东西也没带走。”现在她们回忆当年藤器店汪家夫妇的担保和救急，以及遇上火车上的军官，这一切都是地下党组织的安排，那个时候，他们一家只以为遇上了好人。
四、不白之冤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徐州成立徐州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会委员周南又到夏家登门拜访，夏夫人问他：“那年在时村我就看你面熟，你对我们家事情怎么这么清楚，连我家叔伯兄弟底细都知道。”原来周南夫人和夏桂辑叔伯兄弟夏桂堂的夫人是亲姊妹。这才解开迷雾，周南笑着说：“二哥（指夏桂楫）和你在北京成亲，我和老表桂芬去闹房，在你脚下拴了个癞蛤蟆，你还记得吗？”
三年内战徐州处于剿共军事重镇，烈士全家多次被抄，新四军当年的证明、证件连一张纸片也没留下。文化大革命来了，因为烈士前辈夏鸿钧在旧社会很有名望，曾留学日本，文昌街路北夏家大院人称夏公馆，因此，夏家后人都受到“黑五类”待遇，他们虽然说是烈士子女，却拿不出证明来，全家一直受着不白之冤。
五、上访之路
文革后，全国进入拨乱反正，1978年烈士长女夏君为了给父亲找回烈士证明，她带着希望毅然踏上了上访之路。她凭小时记忆首先去找周南叔叔。20多年过去了，不知周南在哪里工作，开始上访北京到中组部去查周南下落，组织部工作人员不给查。夏君眼看着有人唧咕几句，就让查了，她又急又气竟然和工作人员吵了起来。别人能查为什么不让我查，要能走后门，我也认识你们组织部的人，工作人员问：“你认识谁？”夏君说：“马振武。”马振武与她丈夫是志愿军战友，工作人员提供马振武的地址，她到马振武家才知道马的妻子是组织部的，由她打个招呼，夏君又来到中组部查找档案。
夏君在档案里查出了郭鲁是铁道部副部长，她知道郭鲁是父亲生前的好友，在她父亲牺牲后困难的时候，郭鲁曾送给她家十块光洋。当年在地下活动，郭鲁还有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和她父亲都是社会上的“把兄弟”，夏君又查到周南是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她认为周南比郭鲁关系又近些，因此直去济南。山东省委宣传部接待员说：“周南调上海工作了。”并帮助夏君与上海电话联系，很巧周南又从上海调去了北京，担任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兼文史室主任。接着她又与中央党校联系才找到周南，周南说：“关于夏桂楫烈士证明，我打电话给徐州革委会。”夏君说：“我现在在山西，不在徐州，不要给徐州打电话，我要办烈士证。”周南说：“你表叔张桂芬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会任党委书记。”夏君又连夜找到了张桂芬，但都不能办烈士证。
六、首长关怀
夏君在北京又找到二机部党委书记王烽武，他是丈夫的老领导，原是宿县地区专员，王烽武介绍夏君找到了刘瑞龙，刘曾任新四军淮北行署主任，三野后勤部长，刘瑞龙和夫人江彤对烈士子女非常热情，提出叫夏君找北方局老人，安排夏君见了安子文、薄一波，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原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郭子化等人，刘瑞龙还给王光美写信希望能提供帮助，王光美回忆不起来了，要秘书写了介绍信让夏君到中央档案馆查找当年关系人。
夏君带着革命前辈的关怀，到徐州搜集人证、旁证，包括敌我双方的证明，徐州市民政局长李长胜，是原新四军四师骑兵团的，当年参加过夏桂辑的追悼会。李长胜又介绍她到安徽找宿县地区民政局长花怀真、蔡树先，这两个人又介绍夏君去找合肥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原地下党宿县县长赵一鸣，赵一鸣又介绍夏君去河南开封找原时村地下党区长兼财粮委员马自平，这些人都写了材料。马自平还建议夏君去找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饶子健，因为饶子健是打时村的总指挥，当时任新四军十二旅旅长，韦国清是九旅旅长打的是睢宁，同时打的。夏君又赶到北京请王烽武写信准备面交饶司令，夏君到了南京军区找到了饶子健，因他心脏不好，由秘书接待，秘书记下夏君的问题，然后饶子健一一作了解答，饶子健说：“1945年秋，我军攻打时村前，上级有交待，进去后对夏某不要动，那时夏某的身份还没有公开，打下时村后问我找到夏某没有？我说‘没有找着’，上级指示，不管死的活的都要找到。遂关城三天挨家挨户还没找到，最后在死人堆里找到夏桂楫烈士，立即向上级报告，这时才公开他的身份，上级通知开追悼会、安葬、抚恤，要善后处理，在他生前我没见过夏桂楫，也不认识他，他牺牲后，都是上级指示给我的。”秘书整理好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盖了章。
七、闯中华门
夏君带了这些来之不易的证明，又进了北京，民政部106号接待员罗光道看了材料说：“这有啥用，人家饶司令不是说了吗，不认识你爹，还说是谁派你爹去工作的，得把那个人找出来证明才行。”
太刁难人了，夏君又急又气跑到中南海闯了中华门，站岗的军人拦着夏君，由值班人看了夏君材料很重视，遂把夏君安排到西单二炮招待所住下，又给民政部打了电话，程子华部长要亲自接见她，夏君走到民政部门口，正好看见吴倩阿姨从轿车里下来，吴倩的丈夫是交通部办公室主任李浩然，夏君在王烽武等人的介绍下曾到过他们的家，但不知道吴倩是民政部党组成员。吴倩问明情况，带着夏君见了程子华，拿到民政部的批文。
王光美、刘瑞龙、江彤夫妇等革命前辈说：“只有民政部批文还不行，要两条腿走路，在部队就要找新四军，提议叫夏君找新四军四师，因为夏桂楫牺牲后追悼会、安葬、抚恤都是四师办的。”夏桂楫和四师师长彭雪枫又是北京汇文中学同学，可惜彭雪枫师长已经牺牲了，接替彭雪枫的是张爱萍师长，韦国清任政委，张震任参谋长。在刘瑞龙、江彤夫妇的帮助下，夏君又见了彭雪枫夫人林樱、曾山夫人邓六金和邓子恢夫人陈岚，又见了新四军四师的领导张爱萍、张震、还有原新四军副参谋长建国后任炮兵司令员的陈锐霆、原海军司令部政委康自强、原航天工业部长刘玉柱、原一机部长吴宪贤、副部长孙象涵、原北京空军后勤部政委王学武等人，在李浩然家又见到了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原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汇川，赵汇川是宿县人，对夏桂楫有所了解也很热心。
八、烈士正名
在革命前辈的关怀下，夏君三次去青岛找赵汇川，赵汇川当着烈士女儿的面立即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打了电话，1979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补发了夏桂楫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全文是：
夏桂楫同志，于1945年8月23日在安徽省时村，被日伪军胡泽甫杀害，除由我军妥为安葬悼念外，特向革命家属表示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先烈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并请向四川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抚恤，享受烈士家属待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79年2月20日。
夏君收到这张告慰先父英灵的烈士证后，立即赶到重庆，一见到姑母悲喜交集抱头大哭一场。
1992年，夏夫人彭贤霖去世，2003年在安徽宿县与烈士夏桂楫合葬，墓碑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炮兵司令员陈锐霆敬题。
（撰文：钱国光 作者单位：徐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本文取材于《陶府春秋》，及烈士之子夏志谦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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