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背着煎饼，一路唱着歌就去了抗大”
去抗大之前，我是乡里的妇救会主任。后来，一组抗大的女同志来到了我们村里。她们穿着军衣，非常利落潇洒，看着她们自由自在地，要唱歌就唱歌、要学习就学习，我很羡慕，我也想到部队。
1939年敌人来我们这里扫荡，扫荡结束后，我写了一个关于反扫荡的总结，抗大的同志交给了边联政府，边联觉得我们的工作干得不错。我就借此机会提出来，我想到抗大上学。当时边联政府一个姓王的科长说可以，抗大现在正招生，愿意去可以去。一听说可以去抗大上学，我心里可高兴了，自己背着煎饼，一路唱着歌就去了抗大。
“虱子是‘抗日虫’，招虱子你才抗日坚定”
入伍以后生活真是艰苦。第一顿饭就是囫囵高粱、黄豆，这还能吃。后来只有地瓜干吃，地瓜干有的长了绿毛，有的长了黑毛，洗也洗不干净。
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也是过着游击生活。敌人说来就来，我们女同志没有枪，又不是战斗部队，就得随时转移。上课时哪还有什么课堂？就是找个比较安静点的地方。我手上、脸上的疤就是那时候冻的。写笔记的时候，赶紧把钢笔放到嘴里，要不它就结冰了，没法写字了。
我们长期地住到老百姓家里，没有被褥，就拿秫秸往地上一铺，时间一长身上都招满了虱子。当时我们的区队长叫徐鸥，他说虱子是“抗日虫”，招虱子，你才抗日坚定。除了招虱子，什么疥疮、疟疾、打摆子，我们很多人都得过。什么人写的那个诗说“冷也冷得冰凌上卧，热也热得蒸笼里坐，疼也疼得天灵盖破，颤也颤的什么牙关挫”，一点都不假，形容得非常贴切。
“我要有一门大炮，两炮就把他们打得上天”
1941年8月份，我从抗大毕业以后，就上了卫生学校。在卫校学了四五个月吧，沂蒙大扫荡就开始了。
那是1941年12月26号，我们卫校的同学走了整整一下午零一夜，到了大崮山顶上，大家累得不行了，我们十四五个女生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睡着了。睡了没有几分钟，鬼子的飞机就来了。
飞机飞得很低，飞机上的日本旗都看得很清楚。飞机盘旋了两圈，扔了两个炸弹走了。这是27号。29号早上，日本鬼子上来了，有的骑着车子，有的骑着马，马上还驮着炮和机枪。大崮山有一个团在那里守着。
我就跟他们说：“快点，鬼子来了。”
那个团长看了看，气得说：“我要有一门大炮，两炮就把他们打得上天，现在咱们赶紧吃饭，做好准备。”
过了大概有一个来小时吧，鬼子就上山了。我们这一个团的人都各就各位地站好，守着围墙。过了一会儿，敌人爬到离我们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团长下命令说：“打！”
我们几个女同志就给他们运手榴弹，连石头也给战士运过去。有负伤的，我们就给他们包扎。
整整打了一天。没有弹药了，有的战士就直接跳出城墙跟敌人拼刺刀，有的抱着敌人往下滚，滚下去就是万丈深渊，一起死了。
“我看到你俩老是平地里摔跤，就知道你们是饿的”
天黑之后，敌人撤退了。我们卫校的这些同学却跟大部队也走散了，我和王新同志一看同学们都找不着了，就开始自己找部队。看着有马粪的地方，我们就赶紧躲起来，因为敌人是骑马的。哪个地方有稻草，我们就从哪个地方走，因为咱们的部队的伪装部队有稻草。
这时候，我和王新两个人走着走着在平地上都摔跤，那腿好像软的都不听自己指挥了。走了一会儿，碰到了一个伤员。他的脸蜡黄蜡黄的，整个脸肿得又胖又大，眼睛只剩了一条小缝。他看到我们以后说：“你们俩几天没吃饭了？”
我说有三天没吃饭了。他说：“我看到你俩老是平地里摔跤，就知道你们是饿的。”
他从腰里摸出来一个手绢，里面包了四颗鸡蛋，递给我们。我们怎么好意思吃他的呢？我们说：“我们一块儿搀着你走吧。”
他说：“我不准备走了，我还有手榴弹，等敌人来了，就跟敌人同归于尽。不能连累你们两个，这鸡蛋你们拿去吃，赶紧走。”
我们说什么都不要。后来枪打得很紧了，他说：“你们赶紧拿着走，要不然的话，咱们三个人都得在这里同归于尽。你们能活一个算一个。”
硬把鸡蛋塞到我怀里，我就给他留下了两个，我们一人拿了他一个鸡蛋。
“碰巧有一棵树把我挂住了，要不我就得摔个粉身粹骨了”
我俩吃了东西有了点力气，摔跤摔得也少了。30号这天，天快黑了，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支部队，就跟着部队走了。走着走着我肚子疼得不行了，就想去路边沟里解解手。谁知道刚走到那沟里，我就倒下昏迷过去了。
第二天，我听着枪打得很厉害就醒了，我想起来，可是怎么起也起不来，干脆继续睡在那里。我把身上的手榴弹盖拉开，想着如果敌人来了，我就像那个伤员一样跟敌人同归于尽。
黄昏时，我听到有人说：“把她埋到这沟里吧。”有一个人来翻我的口袋，这时，我的手哆哆嗦嗦地拉着手榴弹，他看我拉手榴弹，就一把把我的手攥住，把手榴弹夺走了。
他说：“你没死啊？好了，敌人都走了。”他就把我抱到了路边上。
这个时候，咱们的同志过来了。有一个女同志认出我来了，拿了两块地瓜干和高粱面饼子给我吃。
从我记忆以来，没有比那个再好吃的东西了。现在的什么蛋糕、饼干，都比不上那种滋味。我吃了两个饼子，又喝了两口水，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我就跟着她一块走了。
走着走着，我就觉得腿火辣辣地疼，一头栽到路边的山谷里去了。碰巧有一棵树把我挂住了，要不我就得摔个粉身粹骨了。
他们从上面递下裹腿，拿裹腿捆在我腰上，像提水一样地把我提上去了。上来以后，我发现右腿上都是血，有个高个的战士拿个绷带给我包扎了一下，又背着我下了山，我听别的战士叫他魏范文。
之后很多年，我到处打听他，结果这一找就是40年。
1982年，我无意中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魏范文住在厦门。马上赶到厦门去见我的救命恩人。
第一眼见到魏范文，我以为找错人了，当年救我的那个人是高个、长脸、挺黑的，眼前这个人个儿不高、胖胖的、脸挺白。
我问他：“你是不是在鲁中待过？有一天行军，有个人负伤以后掉到山下，你是不是拿裹腿把她提上来背下山的？”
他说：“啊！”
他又瞅了我半天，说：“是你呀。我记得是个小丫头。”
我说：“哎呀，我现在是小丫头的奶奶了，四十多年了。我来找我的救命恩人，我来感谢你的。”
他挺高兴的。以后我们就常通信、打电话，这个同志2004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我还写了个挽联。
“我最最忘不了的是一个老大娘”
1942年甲子山战斗的时候，我已经从卫校毕业回到抗大了。我当时在休养所工作，负责照顾甲子山战斗中的伤员。那时候，我住在老百姓家里。我最最忘不了的是一个老大娘。
有一次，我冒着大雪去给伤员看病。等我忙完回到家，脸都冻青了。房东大娘一看我回来了，解开棉袄，一把把我搂到怀里。我趴到她怀里，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大娘那个棉袄里面连个衬衣也没有，就用那温暖的身子贴着我冰冷的身子，现在说起来我还挺激动的。
1941年打大崮山、1942年打甲子山、1945年打小清河，这些战斗我都经历过了。反正我一直在战斗部队，在战斗部队我锻炼也比较大。（资料：《山东记忆》口述历史项目组王霞、赵明水、刘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