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全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早年他在武汉投身工人运动，参加和组织了“二·七”后援会和汉口惠工织布厂的增资罢工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参与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的组织工作。以后担任过人民革命军向导员、特务队党代表，黄安县委、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红四方面军四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川陕省委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校长。解放战争开始，他担任辽南行署主任、辽南省委副书记，以后长期负责我军后勤工作，先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东线司令部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长、中南地区支前司令员等职。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委。１９５３年以后担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任命为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八大二次会议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曾授予他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半个多世纪以来，纯全同志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壮大党和革命力量，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行了忘我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贡献了全部精力。
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里，纯全同志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给许多老同志、老战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１９２５年，家境极其贫寒的周纯全同志在家乡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八里湾一个学堂当校工，在名誉校长董必武和进步教师的直接影响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第二年便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党的特别小组交通员。
“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转入低潮。纯全同志不畏惧，不动摇，机智地转入地下，并在“黄麻起义”中指挥一路农民自卫军英勇杀敌，在攻克黄安县城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
纯全同志在创建、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为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坚持游击战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开展游击战争相当困难，党的活动经费和枪支弹药极为缺乏。由于纯全同志在武汉参加过工人运动，有群众基础，党决定由他负责筹措经费、武器，并任命他为京汉铁路南段特委和信阳县委书记。他经常带少数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白区，以店铺为掩护，从敌人的金融机构搞到经费，再去汉阳兵工厂购买枪支弹药，然后千方百计地运到根据地。
１９３２年，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实行战略转移。当时纯全同志任十师政委，与师长王宏坤同志一起，率领十师冲锋陷阵，浴血苦战，出色地完成了总部交给的战斗任务。新集战斗中，敌以七师之众围击我方面军主力，激战中王宏坤同志负重伤。一次敌人冲到总部机关时，纯全同志沉着指挥，果断地带领突击队与敌人展开肉搏，终于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缴枪上千支，从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掩护总部安全迅速地转移。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反六路围攻，是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在徐向前总指挥的指挥下，纯全同志担任东线的左翼作战部队的指挥任务，坚决执行“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多次击退敌之疯狂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为方面军主力的反攻和夺取反六路围攻的辉煌胜利创造了条件。纯全同志在这次作战中负了伤。
从１９３８年底到１９４３年夏，纯全同志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校长。为了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办学。抗大一分校在何长工、周纯全等同志的率领下，多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经过千难万险，胜利地到达敌后目的地。纯全同志一路上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过封锁线，他总要站在要道口上检查；过黄河，他第一个背着背包下水……１９４１年冬，日伪以五万人的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在著名的大青山突围战中，抗大一分校校部和二大队以及山东分局机关、一一五师直属队等几个单位被敌重兵奔袭合围。纯全同志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干部和学员英勇抗击敌人，掩护领导机关和学员突出重围，他最后撤离阵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阴谋。
纯全同志党性强，忠于党的事业，勇于在困难条件下承担重任，善于打开工作新局面。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另一个深刻印象。
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纯全同志不仅屡建战功，而且在困难的条件下为苏区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担任省委书记时，很重视苏区的党政建设和经济建设。当红军“收紧阵地，诱敌深入”时，他组织办党校、苏维埃学校和妇女学校，成立少共指挥部，保留和培养大批地方干部和少共干部。他还组织县级干部参加马列主义学习班学习。红军反攻、扩大苏区后，再把这些干部撒出去，建立政权和党群组织。在经济上，当时最困难的是缺乏粮食和盐。纯全同志把县委书记们组织起来办粮站，由他们当站长，还派他们到白区购买盐，这就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急需，支援了战争的需要，以利于巩固和扩大苏区。１９３７年，抗日烽火燃遍各地，许多同志热血沸腾，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报国。纯全同志服从组织决定，开始从事党的教育工作。在陕北公学和抗大一分校工作时，他亲自给学员做报告、上课，内容深刻、生动，既讲理论原则，又结合革命经验和当时的形势任务，深入浅出，深受学员欢迎。纯全同志是工农干部出身，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和体贴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很注意方式方法，既严肃，又亲切。尽管敌后环境条件很艰苦，但他尽量给知识分子干部以生活上的优待。打仗时，他十分注意保护知识分子的安全。一分校在抗大十二所分校中创办最早，历时最长（七年），培养干部最多，转战华北、华中，斗争艰苦卓绝，成绩显著，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纯全同志为此呕心沥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党把纯全同志派到辽南地区工作。当时国民党的王牌、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大举进犯辽南解放区，形势非常严重。纯全同志自告奋勇承担起组织后方的任务。他贯彻执行坚守辽南、发展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为部队筹粮、筹棉军衣，为部队补充兵源，安置伤员和部队干部的家属，对坚持辽南斗争和开辟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到1９４７年辽南恢复时期，他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在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进行土改，恢复铁路交通和工厂生产，建立民主政权，扩大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辽沈战役前夕，纯全同志在长征途中被弹片打伤的右眼刚做手术，炎症尚未消退，但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他即到冀察热辽地区检查、部署后勤供应工作。纯全同志在组织领导东北战场和第四野战军入关、南下作战中的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和组织指挥才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１９５０年冬，纯全同志血压经常高达二百四十毫米汞柱，医生准备让他住院检查治疗，但是突然接到上级让他去朝鲜前线慰问部队的任务。一到朝鲜，中央军委就确定他留下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他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兼志愿军前勤指挥部的工作。由于出国作战和作战对象的变化，后勤供应由过去国内战争中的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转变为主要靠国家后方统筹供应，为此，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运输任务空前繁重。敌人以其７０％的空中力量对我后方交通运输线进行破坏，阻断我后方供应运输已成为美国侵略军的战略战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致使我后勤供应十分困难。因此，打破敌人的封锁破坏成为保证后勤供应的首要环节。为了“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纯全同志亲自抓兵站运输线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措施，对保证各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纯全同志留给我们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克已奉公，关心他人，严以律己，作风廉洁，生活简朴，不谋私利，不谋特权，不搞歪门邪道，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次组织上派他到信阳为游击队筹款买枪。他只身进入敌银行，智劫七百块银元和两千多铜板，全部交给了组织。他宁愿经常忍饥挨饿，却不动用这笔筹款的一个铜板。在战争年代，他与同志们同甘共苦，十分关心和体贴指战员的疾苦。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向川陕转移的西征途中，部队战斗频繁，屡遭险境，纯全同志总是千方百计把伤员带走，用驮骡载运伤员。在行军路上，他的战马常常让给伤病员和年小体弱的同志；战士的鞋破了，他把自己的鞋让给战士；冬天到了，把自己刚发的棉衣留给暂时还没有发到棉衣的同志……建国后，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他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他有职有权，管钱管物，但他不以权谋私，从不搞特殊。他调动工作，从不带几个熟人随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事。纯全同志生前还留下遗言，要求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仪式，正是他一身廉洁无私的体现。纯全同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能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照顾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评；并能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使自己在政治思想上获得新的提高，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并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去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战斗。
今天，我们纪念纯全同志，就要学习他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廉洁奉公的高贵品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宏伟事业中，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端正党风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杨得志 洪学智《人民日报》1986年0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