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结束后，我自愿到抗大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迎接新的战斗。当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在十年内战宣告结束、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转折关头，党面临着大量培养干的迫切任务。我在抗大二期毕业后，一九三八年二月出任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这年冬，广州、武汉先后沦陷，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抗大组成两个分校深入敌后根据地，执行培养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军政干部的任务。年底，首先成立了抗大一分校，何长工任校长，我任副校长。我们带领学员，东渡黄河，到晋东太行山区古城、冈上一带。一九三九年九月，抗大一分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大多数被分配到一二九师工作。十月初，第二期开学不几天，就接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继续东迁，深入山东敌后办学。
第一次东迁（从陕北到太行），历时月余，行程两千多里。这第二次东迁，情况还要复杂。行程三千多里，横跨晋、冀、鲁、豫四省，在严寒的冬天翻越一千多米高的太行山，通过黎石公路敌人的封锁线和平汉铁路重点封锁区，进入冀南平原后，再跨敌人封锁的一道道水陆封锁线，渡东平湖穿插于敌重兵把守，堡垒林立的津浦路，最后进入沂蒙山区。那时，沂蒙山区还是一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原考虑派其他同志负责这次东迁，后来朱德总司令亲自点将，决定由我负责指挥这次行动，中央军委随即任命我为抗大一分校校长。出发前，朱总司令接见我和分校其他负责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地位非常重要，希望抗大一分校在山东越抗越大，并嘱咐校领导要克服一切困难，把全校人员安全带到山东根据地。我们把三千多名干部学员按强弱、老少搭配开，混编成三个大队，组成行军序列。出发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想动员和纪律教育、保密教育，坚定了大家东迁必胜的信心，加强了纪律性。当东迁队伍从泰西向新泰、蒙阴方向行军时，有一支敌军大部队突袭泰西八路军某部扑空正在后撤，也在茫茫黑夜中行军，恰同抗大一分校浩浩荡荡的队伍相遇，仅隔一百米，但由于抗大一分校队伍严整，机智地躲过了敌人。东迁途中，我深感责任重大，不敢辞老。过平汉线时，从邢台沙河站到路东鸡泽，一夜强行军一百四十里又从大汶口通过津浦线到泰安楼德、宫里。我总是站在敌人封锁的关口，等待队伍安全通过才撤离。有的小同志体力不支，担心强行军掉队，我便把自己的马给他们骑。在楼德以北的一个村庄宿营时，天刚拂晓，瓷窑据点的敌人出动，向宿营地进攻。我们一面组织有经验的军事教员和武装护送的两个连队还击，一面指挥队伍迅速撤离，除个别学员负伤外，都安全转移。这天下午，经石莱进入蒙阴，又遇伪军袭击，我们指挥护送连队反击，打退伪军并歼灭一部。次日，在仲村附近又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这次东迁，历时五十多天，经大小十数次战，历尽艰辛，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胜利抵达山东沂水的东高庄、张庄、孙祖一带，人员基本无损失。八路军总部支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三十多万发子弹也如数交给了山东纵队。
抗大一分校到达山东时，山东的地方民主政权个各种群众组织刚刚建立不久，八路军山东纵队和所属各旅、支队都是新发展起来的武装部队，战斗经验不够丰富。根据地比较狭小，也不很巩固。日伪妄图趁山东纵队的力量还单薄时将其消灭，国民党顽固派也屡屡制造事端，因而"扫荡"与反“扫荡”、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频繁而激烈，抗大一分校经常处于战斗准备和战斗行动的状态。我们从面临的形势出发，明确提出抗大一分校“必须在战斗中坚持教学”，要求全校教职学员适应战斗环境，“为进一步建设学校和彻底改变作风而斗争”。我们及时调整了教学组织，积极摸索和总结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中边战斗边办学的办法和经验。开始时教员随队教学，后来实行行政和教学合一，由教员兼任各学员队的行政任务，使战斗行动指挥与教学计划实施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教学方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平时以学员队为单位集中教学，遇到有情况或战斗任务时，则分散教学，以排甚至以班为单位上课，教员兼任队、排长或指导员，随身带着讲课提纲和必要的参考材料，利用行军中的大休息、宿营后和集中出发前的间隙，进行讲授或组织讨论。有时为上专业课，担任专业课的教员要跑几十里路，翻几座山，还要派武装去护送。每当学员上大课，我总要落实是否派出观察哨、游动哨到敌人据点围墙监视敌人，并经常亲自检查哨位执行警戒任务的情况。有的学院大队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我就安排变换驻地，防范敌人的突然袭击。有几次日伪军偷袭，都因校部和个学员队及时变换驻地而使敌人扑空，就是这样艰苦的岁月中，抗大一分校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培养了数万名干部，并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战争需要的办学机构和教学制度。
在山东敌后办学过程中，抗大一分校发扬了延安抗大精神和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参加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政工作。每到一地，分校领导都带领学员向群众宣传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使我党的民主建政政策深入人心；同事组织专门人员帮助军烈属进行生产劳动，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我们同群众的关系十分融洽，我和有些老百姓相处几个月，他们还不知我是一校之长。后来，校部把做群众工作列入工作日程和教学安排，轮流派出干部、学员参加地方政府的工作队，深入农村，帮助建设基层政权，组织群众团体，加强民兵武装，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还应山东党政领导的要求，在抗大一分校建制内建立建国大队和独立团，培养了一批地方干部，为巩固和壮大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抗大一分校直属团队多次配合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参加了较大规模的战斗。一九四0年夏季，我们校领导还指挥直属团队扫除了沂水城东南以铜井为中心的敌伪据点群，有力地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这次战斗，仅经过一夜激战，即干净利落地拔掉敌伪几处据点，缴获不少武器，其中一挺丹麦制造崭新九二式重击炮（亦称机关炮），在抗大一分校“七一”第一次党代会前夕作为战利品展出。
在频繁的战斗和紧张的学习之余，分校开展了文体活动。我原来十分爱好足球，后因负伤，不能下场了，但作为校领导，仍然为尽力开展体育活动创造条件。我委托有关部门从敌占区搞来一些体育器材，组织队与队之间的比赛。一九四一年六月，为庆祝抗大成立五周年，一分校举行盛大的全校第一届运动会。中共中央为此发来贺电，再一次肯定抗大一分校坚持敌后办学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分校文工团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也颇有名气，演出的剧目近百个，其中《打到共同的敌人》《锄奸曲》《李秀成之死》等剧在根据地影响很大。《跟着共产党走》这首唱遍全国的著名歌曲，也是由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同志作词谱曲的。
抗大一分校拥有一批党内知名的知识分子。我是工农出身，但长期的革命实践，使我懂得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因此，对对他们既尊重又信任。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发生矛盾时，我总是要求工农干部严于责己，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则很注意方式方法，尽管坚持敌后斗争条件很艰苦，我仍然想方设法给知识分子干部以生活上的优待，行军作战时更是队前队后关照他们的安全。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日伪集中五万多兵力，在纵横七十多公里的蒙阴、沂水、临沂之间，对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扫荡”。此时，山东八路军主力兵团都在沂蒙山外围作战，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党政机关周围，只有抗大一分校五大队和建国大队的一部分武装，总共不过几百支步枪，每支枪仅几发子弹。情势危急，中共山东分局不得不把保卫山东党政机关和保卫沂蒙山区的任务交给抗大一分校。面对日伪军的“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拉网”式的“扫荡”，我依靠根据地群众的支持和有利地形条件，进行了周密部署，以仅有的几百条枪为骨干，同时组织起数千名赤手空拳的学员和机关队伍，同强大的敌人周旋。有几次，日伪军要汉奸带领，夜袭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庞大的党政领导机关在抗大一分校掩护下，用半小时就跳出了包围圈，使敌人扑空。敌人“扫荡”了二十多天，劳而无功，正准备最后一击收兵的时候，由于上级侦查部门判断错误，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山东战工会和抗大一分校等领导机关的四千多干部队伍，经过一夜急行军一百多里，却跳入敌人正在张开的包围网。三十日拂晓，这支干部队伍刚刚宿营，突然从驻地不远的地方响起清脆的机枪声和掷弹筒的爆炸声。我判断这是日伪军合击而来，当即下令警备部队进行阻击，同时紧急集合学员大队，向大青山方向转移。天亮时，南面也发现敌情，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开始了。敌人用机枪封锁了突围口，我率几名参加过长征的神枪手，接连消灭了几名日军机枪射手，掩护一批干部突出重围。这时几百名疯狂的日军窜来，妄图封死突围口。我命令五大队：“不惜一切代价，拼死挡住敌人！”五大队数百名学员（大都是连排级干部）进行了及其英勇悲壮的拼搏，打破了敌人的企图，使四千多名干部集团突围成功。我和五大队大队长杨大易带领三名侦察员是最后突出包围圈的。下午，我们调整突围的队伍，进行了继续转移的动员，大家忍受着饥寒，照顾着伤员，坚持一夜急行军，终于转到安全地带。
沂蒙山区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抗大一分校转入滨海地区，恢复正常的教学。我们引导教职学员认真总结反“扫荡”的经验和教训，加深了大家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认识，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其后一个时期，小的战斗月月有，大的战斗一年打几次。仅一九四二年，抗大一分校就直接参加了鲁中粉碎敌人“拉网合围”的战斗和甲子山战役，都取得了胜利，并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当时，山东敌后到处需要干部，抗大一分校建国大队的学员大批调出，加强的新区的地方领导。一九四三年三月，抗大一分校第五期开学，为适应战斗环境的需要，学校缩编为山东军区教导一团，我也在这时离开了教育岗位，在滨海地区担任行政领导工作。
年过古稀，再来回顾这段敌后办学的战斗经历，自感较好地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没有辜负朱总司令的谆谆教导。欣慰之余，思绪飞向鲁中大地，沂蒙山区，衷心祝愿那里的父老乡亲，发扬光荣传统，锐意进取，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再谱新篇！(周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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