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国民政府）“劫收”（接收）济南后，宣布要对济南市中、小学广大教职员实行“甄审”（锄奸行动），想借机剔除一大批教职员，安插他们的亲信。当时受到失业威胁的教职人员。悲苦无告。雷紫屏同志针对这一情况，经支部研究决定：以我党（中共）的名义，写一封给济南中、小学教师的公开信，说明八年抗战中教师们身陷敌区的悲苦状况，和他们盼望胜利的爱国热忱；现在抗战胜利了，却面临着失业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对广大教职员非常同情，热烈欢迎他们到解放区工作。
信写好后，交党员刘昭富、许宝笃、庄守育同志连夜印好，装入由内线关系搞来的印有“山东省政府”红字下款的大信封，标上“特急”字样，通过邮寄或投送到各个学校去。这封信发出后，在广大中小学教师中震动很大，反应强烈，大家奔走相告，有的教师说：“还是共产党体贴咱们这些穷教员。”也有人悄悄打听，哪里有共产党的接待站。这次特殊的政治攻势，虽没有完全阻止反动教育当局的“甄审”（锄奸行动）活动。但“劫收”（接收）大员的“嚣张气焰”，却有所收敛。
根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指示精神，地下党工作重点放在青年学生、教师、文化界等方面，以便吸收大量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我党我军（中共及其武装）及“政府”工作。支部根据知识分子特点，采取以文会友成立读书会等形式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如当时由北平回济的一批大学生，地下党员姜千里、陈特昌通过同学关系组织成立同学会，通过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进步文艺书籍，启发对时局的分析和个人如何生活，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这种形式效果较好，通过学习，其中陈耕野被吸收入党，周永顺，陈鼎奔赴解放区工作。
张子华同志在铁路局工作时，组织了一个文艺写作会。团结了爱好文学的职员7人，并出了一本名叫《警钟》的刊物，一共出了四期。起初约定每人一至两周写一篇文稿，然后装订轮阅，当时只限会员中传看，后又逐渐扩大，至第三期改为油印装订本了，大家踊跃投稿，广为传阅，办至第四期因故停刊。在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张子华等3人又发起成立“读书研究会”，每月凑款买杂志，如《新闻天地》、《观察》、《文萃》、《太平洋》、《民主》等，其中不乏揭露时弊的进步文章。
利用敌人（国民政府）宣传阵地为我所用。《大华日报》当时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办的报纸，雷紫屏通过同学关系当上了该报的记者，他利用记者的身份，采访部队、机关、工厂、学校、群众，收集资料，写了许多新闻报导，揭露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黑暗”现实，反映了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的强烈呼声，揭露了国民党党、政要员的腐败。还从一些剿共将领的“败迹”中透露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起到了揭露敌人（国民政府）反动面目，宣传教育群众的目的。争夺济南文学艺术阵地，团结广大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实现我党在济南文艺战线上的领导。
徐北文当时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任馆员，后为该馆艺术部的干事，是我党团结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可靠骨干力量。他曾要求到解放区工作。经地下党支部研究，认为徐北文思想进步，擅长文艺，可利用合法职务留在济南，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先后通过姜千里、赵义平、苏宏因三同志与他直接联系，并及时传达党的意图，徐北文同意留在济南。并根据党布置的任务，积极开展文艺界的工作。
1947年底，为了把分散零星的活动，以合法的形式集中起来，以便更好的开展工作，成立了“济南剧艺研究社”。
徐北文借担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艺术部干事职务之便，（当时该部主任空缺），以教育馆指导民众文艺活动的名义，提请本馆批准成立“济南剧艺研究社”，并请该馆馆长王玉符任社长，正气剧团团长王侣为社长。徐北文联合该艺术部秦灏、邹煜泰、正气剧团之叶涛、郜大琪及王炼等为发起会员，并拟定了一份一般履行手续所需要的章程，呈报国民党（国民政府）济南市政府社会局备案。社址则设于教育馆艺术部，这就使该社在国统区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但这只是一种公开的形式，实际是两位社长均为名义，并不具体任事；开展活动也并不都在民众教育馆内。真正的负责人是徐北文、王炼和叶涛三人。活动内容由三人商讨决定。
参加剧艺社的前后有三四十人，采用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多是小范围的接触或聚会。小型集会，地点除在教育馆艺术部外，多选择商埠公园（现中山公园）大明湖或趵突泉的茶馆。三、五人时，则在成员的家中见面，有的是共同阅读革命著作，有的只读进步的文艺理论，因为这些青年有的是倾向革命的，有的则只是爱好文艺和戏剧。
还利用当时公开出版的报纸副刊，有组织发表暴露社会黑暗，向往革命的文学创作，进行宣传教育，如徐北文在诚报主编《影剧谭》周刊，叶涛在《山东新报》主编《影剧》周刊，并以济南剧艺社的名义在《山东新报》编辑《文艺周刊》，后更名为《星期文艺》，在《大华日报》（国民党主办的报纸）编辑《戏剧?文学》周刊。这四家报纸的副刊，实际上变成了我们的宣传阵地。此外曾以艺术部干事合法职务，以教育馆的名义，举办过青年学生美术展览会，青年文艺讲习班，并为学生会演出了《夜店》、《十字街头》、《升官图》等进步剧本。
通过上述活动，济南剧艺社团结教育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向解放区输送了人才，有的入了党，成为文艺工作的骨干力量。
1945年9月初，日寇投降后不久，济南“地下党”支部书记雷紫屏同志接到冀鲁豫边区泰运地委城市工作部（后改为鲁西工委）的指示，说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调10万军队，进攻山东“解放”区，我们必须迅速组织力量，搜集情报，掌握“敌”情，以供我军领导机关研究对敌斗争的需要。这是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党支部经研究讨论，决定把打入敌（国民革命军）军首脑机关的任务，交给傅健行同志。
傅健行是陕西省沔县人，青年时期参加过东北抗日队伍，英勇作战，屡建战功，1941年冬和部队失散后，到济南投亲靠友，在我“地下党”的教育下，他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于1945年入党。当负责与傅健行单线联系的崔云超同志把支部这一重要决定通知他时，他十分高兴，立即表示：“一定要排除万难，打入敌军，做出成绩，为保卫解放区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傅健行接受党的任务后，为了寻找打入敌人（国民革命军）高级军事指挥部门的机会，奔波了半个多月，终于在一个熟人处得知，他以前在东北军结识的一个叫唐本吉的人，最近刚从外地调来济南，在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工作。这个总司令部，是统率新调来山东的第八军、九十六军、整编七十三师、第二军这四个军的，是国民党（国民革命军）驻山东的最高指挥机关。健行同志非常兴奋，立即找到了唐本吉，通过了解，知道他刚调来济南，在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书记室书记官，上尉军衔。几经周折，由唐本吉介绍傅健行同志在书记室里当了准尉司书。为了工作需要，组织决定再派党员袁清华打入，协助工作，通过唐本吉的介绍，袁到书记室当上了上士文书。
书记室是二十集团军的机要部门，掌管机密材料的收发。傅、袁二同志打入书记室后，英勇机智工作，搞到敌人（国民革命军）的许多情报，其中有不少是敌人”国民革命军）重要军事情报。如全国各部队番号、代号表，空降地面联络布板信号，所属部队调防命令等，为我军（解放军）掌握“敌”情，进行军事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946年在华东地区一个战役中，某城刚被我攻下，正巧飞来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三架运输机，由于我军在城内一个广场上，按照傅健行搞出去的空降地面联络布板信号的规定，摆下红白两色布板，三架运输机当即投下了大批军用物资。为此傅健行同志被工委记大功一次，健行兴奋的说：“工委给我记功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其实我做得还很不够。使我高兴的是，蒋介石又一次听了我们的指挥！”此后搞到的重要机密越来越多，如二十集团军所属各军、师、团的人员、军械、弹药、装备定期统计报表，全国军用电报密码，全国防御工事构筑标准设计图册，济南市城防腹案等。以上军事情报对我军战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工委向傅健行同志宣布第二次记大功的决定。
这时傅健行的活动已引起敌人的注意。据党支部分析，一是总司令部不断收到下属组织报告，说时有不明番号的部队，夜间按照国民党（国民革命军）规定的口令，通过封锁线；也时有国民党军队（国民革命军）调防时，中途遇到八路军的伏击，伤亡惨重；更为重要的是“敌”（国民革命军）军进攻解放区时，捡到我军丢失的一份“胶济线国民党军配置实力图”，虽非原件，但内容要点相同。敌司令部里十分紧张，一片慌乱，立即进行追查。基于上述情况，党支部决定，为了同志安全，要傅健行立即撤出二十集团军司令部，迅速转移。但就在这时，健行得到一个重要消息，总司令部刚刚开过一个高级军官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决定调动大量兵力，打通胶济铁路，接通海运补给线；但是详细计划不清楚，估计最近几天总司令部就会由参谋处发布命令。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健行经组织同意，决定将这个情报搞到手后再撤出敌巢。总司令部终于向下属各军发出打通胶济线的命令。令第八军从青岛沿胶济线西进，九十六军、整编七十三师从济南沿胶济线东进，限一月内东西两路在潍县会师。健行当天就把这一重要情报抄件送给了崔云超同志，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可是就在第二天，健行同志不幸突然被捕了。
健行同志被关押在司令部卫队里，特务头目亲自审问。敌人咬定健行把复写纸上面加盖的一份搞出去了，但找不出任何证据。于是反覆刑逼利诱。“特务头目”说：“交出你们共产党的组织名单，可以让你‘升官发财’，否则就枪毙，由你自己选择。”健行质问他们：“你说我搞出去了，我是怎样搞出去的！搞到哪里去了？证据何在？”问得特务瞠目结舌，无法回答。健行同志坚强不屈，痛斥‘敌人’法西斯暴行，严守党的机密，捍卫党组织的安全。
最后，“敌人”为掩人耳目，玩弄了一个交军事法庭审判的花招，并指使别人出庭诬证，判处健行死刑。1946年8月2日，健行同志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抱着宁死不屈的坚强信念于周村火车站下，从容就义。崔云超同志不顾个人安危，赶赴刑场，混在群众之中，怀着悲痛的心情，诀别亲密的战友，收殓了健行的尸体，对其家属进行慰问，并作了妥善的安置。
健行同志深入敌穴，打入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工作，象一把尖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他英勇机智，屡立战功，临危不惧，壮烈牺牲，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贵的品质，济南“人民”永远铭记他为党为“民”的卓越功绩。烈士英名永垂不朽！
王馨华同志，化名若萍，女，东北人。出身贫苦，靠亲友接济上学，毕业于辽宁女子师范，后随父来济南教书。她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热心公益，而且多才多艺，深受师生及家长的爱戴，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赵正阳同志牺牲后，由馨华继任地下党二支部书记。在严峻的日子里，同志们并没有被日寇暴行所吓倒，战友互相鼓励，沉着冷静，坚持斗争，在馨华同志的领导下，奋力开展“地下党”的工作。
1948年9月10日晚，中午同志接到通知，赶往馨华住处。原来是上级派地下交通李同志带来了上级指示：指出济南战役即将开始，要求我们迅速作好准备，紧密配合，迎接济南解放。我军“解放济南”的战斗终于要到来了，我们无不欢欣鼓舞，几乎高兴得跳起来，随即研究在济南战斗打响前后如何做好我军的向导，争取敌军（国民革命军）“起义”，护厂、护校、护档案，以及弄清国民党党、政、军主要头目名单住址等项工作，并作了周密的布置和分工。
由于馨华同志曾经两次被捕，均化险为夷，目标较大，一旦济南战役开始，恐怕敌人狗急跳墙，进行大屠杀，因此，上级党组织要她暂时转移出去，她坚定地说：“我走了对工作不利，解放济南正需要人，留下来有危险，但我会想办法隐蔽，请组织上放心”。馨华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为革命的崇高精神，使同志们深受感动，临走时，中午同志紧紧握着她的手，嘱咐她一定要提高警惕，保重自己，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和馨华同志的一次永别。
经过八个昼夜的激烈战斗，我军歼灭了大量“敌人”，从城东南和西南角突破了内城，胜利的红旗插上了济南城头。当同志们怀着胜利喜悦心情，赶到馨华同志住处，看到她胸部中弹，倒卧在东屋窗下的血泊中。大家惊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感到万分悲痛。从她老母亲口中得知，原来在我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杂牌军保安第六旅徐振中部一个团。从郊区向城内退缩，有一个副团长住在馨华同志院内，馨华同志趁机对他进行争取工作，那个副团长已表示愿意“起义”反正，却不料被派在该团的一个国民党特务探知，下了“毒手”。馨华同志惨遭杀害，时年37岁，她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黎明前，在济南解放的前夕离开了我们，同志们含着眼泪把她掩埋在七家村附近一块空地上。1952年，遗骨被移往英雄山烈士公墓内。
1948年9月19日，济南战役打响后，当时在省府（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会计处工作的陈特昌同志，为了保护财会档案，不使敌人破坏，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国民党（国民政府）曾想利用飞机将省府档案全部空运青岛，由于机场迅速被我军占领，未能得逞，于是将财会档案放在两个大缸内，秘密埋在省府院内。解放后，特昌同志立即引导我军管会财粮部的同志挖出了全部财会档案，并将原会计处工作人员找回，为我军管会顺利接收财经工作，起到突出作用。
在齐鲁大学作地下工作的任中同志，济南“解放”前后，积极为党工作，成绩显著。该校是教会办的最高学府，国内外享有盛名，政治上很复杂，也是高级人才集中的地方。如何做好接收工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关键是了解内部情况，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这一重任就落在齐鲁大学唯一的一名地下党员身上，他积极向军管会、公安局等单位提供齐鲁大学人员政治情况，为协助军管会等部门顺利接收及人员的任用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当时身份为国民党（国民革命军）73师连政治指导员的苏宏因同志，正退守在城内县西巷一带民房中。在我军猛烈的炮火进攻下，苏宏因巧妙地对“敌”军进行瓦解工作，驻守的官兵不少放下武器，纷纷开了小差，动摇了敌军士气。济南战役结束后，积极协助我军管会、公安部门，逮捕该师化装潜伏在济南的高级军官多人。以上同志对迎接济南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50年光阴匆匆逝去，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长眠在济南大地上的英雄们为之献身的新中国已傲然屹立。今天，当你挽着你的爱人的手臂在林荫道上散步的时候，当你喝着香茶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当你在假日乘车奔向旅游胜地的时候，你是否还能记得那些为了你今天的幸福而倒在敌人（国民革命军）的枪弹之下的人们呢？！
（《在山东省济南市卧底的中共红色特工》许宝笃王中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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