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久回忆抗战初期日照的武装斗争:(四)

Admin 发表于2016-05-19 13:00:26
四、1940年夏秋之际,因抗日战争的需要,上级决定三大队升级,改编成两个连编入山纵二旅。县里仅留下一个班十几支枪的武装。因为此时有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群众的觉悟也高了,县委一面让部分区中队升级,一面发动群众参军,几个月的时间又搞起了一支400多人的县大队,番号为四大队,政委仍由我兼任,大队长由上级派来的亓善本同志担任。四大队人数虽然多了,但武器不如以前,没有机枪,步枪的质量也很差,大都是当地铁匠打的土压五(一种土造的步枪),每人平均5粒子弹,又缺乏作战经验,战斗力差一些。就在这时,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日照境内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嚣张起来了,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顽固派旅长孙焕彩扣押了该师万毅旅长(共产党员)。驻在黄墩的独立营长朱信斋于1941年3月公开叛变投敌,大肆逮捕和残杀我党员、干部和抗日群众,形势开始恶化。
1941年春,日照县委、县政府和四大队奉命驻在沟洼村休整。沟洼村地处磴山和圣公山之间的凹地,北面还有一道长步岭,整个村子处在山岭环抱之中,地形对我十分不利。但这里是我们大部队的前哨,也是敌南侵的必经之路。对保卫磴山、圣公山以南地区有重要作用。4月25日,顽固派五十七军孙焕彩旅纠集顽十六团李延修部共几千人突然向沟洼村发动进攻。正巧我和刘鸿若同志分别出发在外。大队原在长步岭设有流动班哨,后因岗哨太多,部队反映疲劳而撤掉了,这使我们未能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直到拂晓响枪,部队才仓促应战,紧急向沟洼以南的磴山突围,仍有部分干部和几十名战士被俘,杨进培等七八名同志牺牲。就在这一天,我九支队反攻到圣公山上,敌窜回圣公山以北。后来顽十六团李延修妄图继续向南“蚕食”,又在磴山下的陆家庄向我发动进攻,我们依据磴山的有利地形,打退了他们的进攻。
皖南事变后,随着孙焕彩反动面目的暴露,朱信斋叛变及沟洼事件的发生,我们控制的地区缩小了。在日照形成了日、顽、我三足鼎立,战线犬牙交错的局面,斗争更加残酷和尖锐。此时,县委在磴山、圣公山一线坚持武装斗争,领导全县的抗日工作。同时根据特委的指示,在日照北部的沦陷区建立了日北地下工委,由我兼任书记,李桂五同志任副书记。并掩护在小代疃一带坚持地下斗争。将泰石公路以北地区分为东西两片,分别建立了地下区委,由厉席卿同志担任东北部书记,胡润洲同志担任西部区书记。他们在严酷的条件下,以货郎、卖油小挑贩等身分为掩护,秘密地恢复和开展党的工作。在日照城东的游击区,由赵明德同志担任区委书记,在大小古城、前后鹅庄一带开展游击区的工作。他们的地下工作,对后来我军的反攻起了一定作用,为反攻后党的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41年6月,我奉命调离日照,去海陵县担任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在那里坚持反“蚕食”的斗争,奉命参加对华中、华北交通要道的保卫。日照的同志仍继续坚持严酷的斗争。
【郑子久,山东日照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日照、海陵县委书记,滨南地委组织部部长,滨海地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中共淄博特委书记,山东省委工业部、交通部部长,山东省科委主任,中共淄博市委书记,山东省副省长,中共山东省顾委秘书长。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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