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二支队四大队任组织干事（实际负责大队的秘书工作），记得我们在《告日照同胞书》中还引了“兄弟阋于墙，外于其侮”这句话，呼吁反对摩擦，一致对外。另一方面也做好了打的准备。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他们放了全部被抓的人员。这一事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性和抓枪杆子的重要。
１９３９年５月，在日寇对鲁东南“扫荡”的前夕，鲁东南特委决定范景蘧同志调离日照，由我接任日照县委书记，孙汉卿同志任组织部长，杨心培同志任宣传部长，刘鸿若同志任统战部长兼八路军驻日照办事处主任。
特委同时下达指示，要求我们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拉起地方抗日武装。县委坚决执行了特委的指示，立即动员各级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建立队伍。当时最缺乏的是武器，县委就通过各种关系去搞。记得我借到了一支套筒子步枪，孙汉卿和刘鸿若同志各搞了一支匣子枪，杨心培同志也找到了一支手枪，总共弄到了各种长短枪十几支。但这些枪仅能武装县委本身，要拉队伍是远远不够的。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帮了我们的大忙。东北军一一一师党的地下工委负责人之一张更生平同志是我在济南高中的同学，他的公开身分是一一一师副官。有一天他到县委机关找到我，向我要１０名中学毕业的共产党员，组织宣传队。我说１０名太多了，我可以给你５名中学毕业的共产党员、５名中学毕业的进步青年。我随后又对他说，我现在正在拉队伍，请帮忙搞点枪。他当时就送给我一支小手枪。我说拉队伍需要长枪。他说，搞长枪我现在也没办法，以后敌人“扫荡”插了枪，我送情报给你。１９３９年６月，日寇对鲁东南“扫荡”进入日照，同驻在大石头村的东北军一一一师之一部打了一仗。这部分队伍撤退时，在大石头村附近的一座坟里藏了部分武器。张更生平同志及时将这个消息通知了我们。当时的县职工会负责人李辑五同志是大石头村人，县委通过他立即发动大石头村和附近村的党支部将这批武器找到了。这一下搞到了５挺捷克式机枪、３０多支捷克式步枪，解决了大问题，不久就建立起一支近百人的队伍。
那时条件十分艰苦，队伍的吃穿都很困难。记得为了解决穿的问题，孙汉卿同志把自己保存在大衣里的１０块钱拿了出来，我、杨心培和刘鸿若同志也各自从家里拿出了部分衣物。到１９３９年秋队伍发展到１００多人。此时天气渐冷，部队的冬装成了大问题，我们就到涛雒南边的一个原由国民党收税的盐场，用武力强征了５００块大洋的盐税，解决了部队的棉衣。
１９３９年冬，队伍已经发展到２００多人，正式成立了县大队，不久改名为三大队，下设两个中队：一中队、三中队。政委和大队长由我兼任，实际上是县委集体领导。有时我出发在外，谁留在机关谁全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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