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后省立高中学生的爱国运动
济南市学生赴南京请愿是由省立高中发起的，所以有必要先把当时省立高中（即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的简称，以下同此）学生的爱国活动的情况谈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对我东北进行袭击，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指使下，几天之内，即把东北三省断送给日本。全国学生激于爱国义愤，纷纷组织起抗日救国会、青年义勇军等爱国组织。省立高中学生也很快地成立起抗日救国会（全称是“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学生抗日救国委员会”）。我校救委会开始是在左翼进步学生领导下成立的，一时活动积极，写标语、出壁报、走上街头讲演，并进而串联全市中等学校学生于9月25日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当时学校里老师、学生的思想分歧，政治面目复杂，既有共产党影响下的左翼进步师生，也有汪精卫改组派分子和蒋介石国民党省党部派进学校的顽固派分子。校救委会的领导权，中间曾被右翼顽固派一度篡夺。直到11月上旬，才在全校学生大会上决定由各班的班长组成校救委会，并选出朱维志、李秀沽、鲁宝琪3人为救委会常委。当时高中有15个班，即文科三年级甲、乙、丙3个班，理科三年级甲、乙2个班，商科三年级1个班，文二下（1930年春季入校）1个班，理二下1个班，普通科（1930年秋入校的就不分科）二年级甲、乙、丙3个班，普通科一年级甲、乙、丙、丁4个班，总共有学生600余人。我当时是普二丙班的班长，所以也是校救委会的成员。
二、决定赴京向国民政府请愿
1931年11月25日下午，校救委会常委朱维志等到律浦路车站（当时济南的津浦、胶济两个车站是分开的）去慰问路过的北平大学生赴京示威团（这是北平大学生第二批赴京的，第一批是北京大学的请愿团，在南京被国民政府扣留），他们负责的同学和原济南高中毕业考入北平各大学的校友同朱维志等互致慰问，并向我们的代表介绍了北平学生爱国运动轰轰烈烈的形势。相形之下，我们济南学生是落后了。当晚校救委会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朱维志、李秀洁先汇报了北平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又检查了我们的落后原因。当即决定，次日停课，召开全体同学大会，由救委会提出赴南京请愿的建议，请大会讨论决定。26日，早饭时救委会在饭厅向同学宣布今天停课召开大会。会前我们先去校长室报告，赵春珊校长却被教育厅长何思源叫去开会了；我们又向教务主任蒋程九、训育主任刘畏天（系改组派分子）报告。蒋向来不问这些，刘则称：“同学们既决定停课开会，我没意见。”大会是由朱维志主持的。李秀沽代表救委会提出赴京请愿的议案，请讨论决定。讨论中有三种意见，一是左翼同学，表示附议，绝大多数同学鼓掌赞成；二是中间派，不反对，但说应慎重从事，先去各校串联，采取一致行动；第三种，就是省党部派进学校的冒牌学生的意见，他们说什么请愿是给政府添麻烦，是被共产党、改组派利用的破坏活动。但未待他的话说完，就遭到与会同学的怒斥。最后，经举手表决通过，27日就出发南下，赴京请愿。15个班按前一阶段搞青年义勇军训练的编制，每班为一排，共编为5个连，由郑月樵、孙善帅、李清溪等同学分任连长；并当场推选理三乙班同学黄来兴为总指挥、文三乙班同学柴宗圣为副总指挥。还编了一个交通排，担任指挥部的通讯和警卫，成员都系学校三大球队的健将，有王玉纲、朱延蔼、郭玉槐、王晓林、李培坦、安毓怀、王成几等40多人。全校同学一律身穿制服，腰扎皮带，打裹腿，打背包，完全军事化。并一致高呼“不达请愿目的，誓不返校！”
三、出发之前
26日下午，我们救委会的同学，就分头进行准备，有的起草《请愿书》、《告同胞书》、《向报界的讲话》，有的书写标语，有的去津浦车站联系乘车，有的收伙食费（每人3元）。
晚上救委会同指挥部的联席会上，各自汇报了准备的情况。火车站值星站长答复我们明天（27日）上午可搭乘南去的平浦客车，要我们8点前到站候车。会上决定，次日晨4时起床开饭，5点半出发，绕走顺河街、经二路到车站；不走纬一路，以避免该处日本浪人的捣乱，影响我们的行动。因当时的纬一路乃是日本洋行（多数是卖白面〈海洛因〉的）集聚的街道。
四、车站被阻
27日晨，我们按昨晚的决定，由交通排的两个同学高举着“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学生赴京请愿团”的大幅横标走在前面，队列整齐，精神抖擞，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誓死请愿政府抗日！”等口号。到车站时，天方发亮，当时车站内外，一切如常。我们的队列进站后在站台就地休息，无人随便离队。救委会同学先找到站长，他说现在刚7点钟，8点后南下的客车就可到济，你们先等着。8点、8点半，一直到9点半，仍未见来车。10点后，方听到洛口铁桥方向的汽笛声，总指挥黄来兴命令一连一排同学迅速在铁道上卧轨截车。司机见状，紧急制动刹车，车停稳已是仅距我卧轨同学十几米了。这时站长却又说：“这是特别快车，不能再多挂车厢，车上还有些外国乘客。现在已经是误点几个小时，会在国际上有损我国交通声誉的”。因此，他要求我们把这列车放行，下午3时普通客车过济时，保证送我们走。我代表当即答应，并派交通排的4个同学，紧紧监视着站长。但一直等到下午4时，仍无车来，我们当即严词责问站长为什么搞欺骗，这时他才窘状活现地说：“不是我欺骗同学，是我们段长叫我对你们这样讲的，现在我根本无权给你们发车。”我代表立即让他带路去找段长，段长一见被学生堵住，惊惶地说：“不是不送你们走，是铁道部的命令，任何车站不许给请愿学生发车，违者军法惩处。我发了车要掉头的。”我代表说：“是我们强迫你发的车，一切由我们负责。”段长说：“那您得给我个书面凭证。”我代表李秀洁当即给他写出凭证，李秀洁、朱维志在上面签名盖章。段长方命站长调组成列车，有三十几个车厢，除10节三等客车外，其余都是铁皮闷罐。黄来兴指挥各连登车，这时天已入夜。李秀沽、朱维志等再次向在场采访记者慷慨激昂地讲了话，并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方握别登车。可是在车上等了5分钟、10分钟、1刻钟，车仍未开动。交通排安玉怀跳下车去一看，站台上什么人也不见了，问司机怎么不开车呢？他说：“站长不发给路签，我怎敢开车！”这时我们才清楚是又一次被骗。指挥乃命全体同学就住宿车上，反正不达目的决不返校。这时站内一个铁路人员也不见了，车站大楼四门敞着，各办公室空无一人。车站外面，有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执法队在来回巡逻。我们救委会和指挥部研究后，命各连派人看守各办公室，交通队负责站内的巡逻，以防坏人进站破坏抢劫，反诬我们，这是当时国民党党部惯施的伎俩。这时，我校训育处的一个训育员突然来站，对救委会同学说：“韩主席、何厅长和我们校长在市政府（即现车站路南），等你们派几个代表去谈谈。朱维志、李秀洁、柴宗圣等5人当即前去。在市府会议室里除韩、何、赵3人外，还有市长闻承烈和韩的手枪旅旅长雷太平（当时的济南市警备司令）。韩先虚伪地对我代表慰问几句，又以关心的调子说：“高中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心，是很好的。可是没蒋主席命令，人家铁路上是不敢给你们发车的。我看，不如你们5个就代表全校学生去南京好了，我给你们买上车票，再多去几个人也行。”朱维志同学当即回答说：“赴京请愿是全体同学的意见，主席说的，我们得先向大家说明，再回报主席。”韩点头说：“好，好！”朱等5代表回车站后，立即在站台集合起全体同学，由柴宗圣向大家汇报了同韩、何会谈的情况，并愤激地说：“同学们，我们能这样就回校吗！”全体同学一听，简直炸起来了：“不行！我们不达赴京请愿目的，誓不返校！”呼声响彻整个车站。5个代表回市府向韩回复了我们全体学生誓死赴京请愿的决心。韩、何对我们的态度，虽是极为恼火，但又不敢加以镇压或公开阻止。随即说：“那你们就等着铁路上用火车送吧，现在他们藏了，谁也不知他们在哪能里。”赵春珊校长（他是武汉大学毕业，有声誉的地理教师、是位无党派的学者）恳切地嘱咐我们学生注意身体，团结一致。代表们回到车站内，已是晚9点了。
11月28日，天一亮就看到车站外南北两面都有身挂驳壳枪的手枪旅士兵在警戒着。接着有该旅一团（当时该旅有两个团，一团长是贾连本、二团长是吴化文）的一个营长进站，上了我们指挥部的车厢，对黄来兴指挥说他是奉韩主席和雷司令（即雷太平）的命令来保护我们的，以防坏人乘机扰乱治安和伤害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误会（这个营长同我们交通排的同学都是球场上的熟朋友，他是该旅篮球队的队长）。看态度还不是来对我们镇压，所以我们也待之以礼，并向其宣传爱国主义。但我们也清楚地明白这是韩复榘对爱国学生名为保护、实为监视的把戏。
11月29日，按昨晚会议的决定，救委会外交股的同学分头去全市各校串联鼓动，请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宣传股分头到各主要马路散发我们赴京请愿的宣言，争取群众的同情；同时在车站大楼同几天来在站采访的通讯社和报社的记者开座谈会，争取舆论的声援。这些活动，都取得了预期的目的。除教会学校齐鲁大学尚未确定外，全市所有的中学都确定次日（11月30日）上午8时来车站前广场会齐，同时我们高中同学也预先在站内集合；届时如果手枪旅的警戒阻止进站，号音一响，站外学生就向里冲，在站内的高中学生则向外冲出迎接，不顾任何牺牲。
次日，刚到7点，就听到站外响起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的呼喊声，同时我们高中同学也集合在站内出口处高呼口号，真是此呼彼应，响彻车站内外。我交通排的朱延蔼、李培坦两同学出站找到手枪旅那个负责警戒的营长交涉，获得意外的成功，他们两人顺利地把各校的队伍引进站里。这些学校是省立第一师范、省立女师、省立一中及私立正谊中学、育英中学、东鲁中学、齐鲁中学等。当日下午各校代表在车站大楼上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委员会”，由每校代表3人组成。高中的代表是校救委会的3个常委朱维志、李秀洁、鲁宝琪。会上决定，为领导全市学生赴京请愿，一致推选省立高中同学柴宗圣为济南市学生赴京请愿团的总指挥。统一指挥全市同学。当即把高中原挂在机车前面的黄标换上“济南市学生赴京请愿团”的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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