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傅书堂离开苏维埃农庄，到乌合塔城煤油联合制造公司另谋工作，先是在商业饭堂为厨师，后任生产主任，继之又到休养所饭堂任生产主任，后来自己要求到精细工具车间当了技术工人。1951年，他与30岁的苏联姑娘列别杰娃结婚，翌年生有一子。列别杰娃时在托儿所当保育员，大战期间一直在前线做救护工作，负过伤，获得过5枚奖章，战后在医院当过看护员。
傅书堂在异国坎坷不断，国内家中也是不幸连连。1930年1月，书堂家横遭国民党县警察局的搜抄，并将其正在县立中学读书的三妹傅秀云逮捕。秀云受惊吓致成精神分裂症，在校长的义助下得以获释，父母为其请医熬药，数月后方愈。后来，秀云在二姐夫马馥塘的引导下参加了徂徕山起义，从此改名傅生，在革命阵营中战斗一生。
小弟傅余声，从小深受哥哥姐姐们的影响，不甘后进，立志报国。从小学到初中一路领先，顺利考入省立一师。抗战爆发后拒绝随校流亡，本想随三姐投奔抗日队伍，又不忍心抛弃年迈的二老，只好忍痛考入青岛铁路机务段当了擦车夫。1941年3月，傅余声因支持抗日而遭日寇逮捕，关押104天，受尽铁窗之苦，在工友们的义助下获释。1943年夏秋，在帮助地下工作者翟梓椿完成任务后，和未婚妻张丛佚一起奔向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从此改名康宁，张丛佚改名艾蕴。
最悲惨的是书堂的儿子傅希政，16岁初中毕业后即投入抗日行列，在高密城地下工作者张华的领导下搜集情报。不知何时他从“替头姑”（其母李淑秀的堂妹，傅桂兰去世后替傅桂兰续弦）家索得一支“卡壳”的手枪，枪中一粒子弹是“臭火”，打了多次都不响，傅希政当作稀罕玩物藏匿身边。1944年的一天，傅希政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走在一起，顺便摸出手枪向同学展示，一边说：“这门破手枪，打了多少回都不响，你们不信我打打你们看。”一边将枪口对着自己的脑袋勾动扳机，突然响了，傅家的掌上明珠就这样死于非命。书堂父母和李淑秀悲痛欲绝，从此，也与李淑秀的堂妹断绝了来往
身处异国的傅书堂仍不得安宁。1951年，苏联公安机关又翻出老账，要傅书堂承认为“反革命”，并没收了公民证。傅书堂无比愤慨，但又无奈，只有逆来顺受。直到苏共“贝利亚叛国案”揭发后，书堂的冤案才获昭雪。经本人申诉和苏共党组织的考察，1954年3月，苏联中央最高检察院指令，撤销其过去一切在法律上的制裁，并恢复其苏联公民权。
苏联25年的风雨坎坷令傅书堂异常寒心，他下定决心回故乡建设自己的新国家。1954年4月6日，他辞去现有工作，开始办理回国手续。经联共中央批准，中国驻苏大使馆同意，苏联红十字会办妥所有手续，傅书堂偕苏联妻子列别杰娃和两岁又3个月的儿子，于同年6月上旬回到了阔别的祖国。
令傅书堂尴尬的是，国内家中元配李淑秀仍在苦守，父母坚持传统观念，不准傅书堂与李淑秀离婚，傅书堂也于心不忍，只好忍痛割爱，与深明大义的列别杰娃离婚。列别杰娃本想要求到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工作，未获批准，恼怒之下带上儿子返回苏联。傅书堂与父母、发妻终得团聚。（ 鞠维积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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