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书堂传记：（十二）

1931年初，苏共开展清洗“反对派”的斗争。由于王明的谄谀，苏共根据傅书堂在东方劳动大学中的思想表现，指控傅书堂“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清党委员会决定给予临时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苏共清洗“反对派”的斗争愈演愈烈，同年5月，书堂又因“反对派”嫌疑被逮捕，审查了3个月后释放。1931年8月，他被分配去高尔基城参加修建莫洛托夫汽车工厂的工作。半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两次政治风雨，傅书堂已有所悟，从而坚定了自己的立场，规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先当机器修理工，后当精细工具制造工，最后当上了建设队队长。他竭尽全力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和政治工作，甚得厂党部和厂领导钟爱，发给他荣誉证书，选他到南俄休养。同时，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恢复他的党籍。1932年，傅书堂恢复候补党员党籍；1933年，正式取得苏联公民权。此时的傅书堂可谓如日中天。
异国爱情悄悄向他走来，一位党员处长苏联姑娘深深地爱上了他。傅书堂心中矛盾：应允苏联姑娘的追求，良心不忍，对国内的妻子儿子说不过去；不应允，自己已经是苏联公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更无准予中国学生回国的指令，回国的希望渺茫。最后决定接受这位苏联姑娘的爱情，遂即结婚，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取名露莎。
1936年9月，一场新的灾难落在了傅书堂头上。苏共清洗“反对派”的斗争升级为彻底肃清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组织的运动，高尔基城内务部长泡哥来滨斯基下令逮捕了傅书堂，罪过仍然是在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期间形成的“托派”思想体系。半年后泡哥负罪自杀，原来他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的属员大多数被捕。但泡哥的败露代替不了傅书堂的“罪过”，傅书堂被判5年徒刑，送往北方劳动野营改造。判决后妻子携女儿前来探望送行，泛起傅书堂的无限深思：虽然我们夫妻恩爱，但苏联目前政治局势的发展令人难以琢磨，不能因为我的问题影响妻子的前途和女儿的成长。遂向妻子提出离婚，妻子虽不情愿，但从前途计，只好无奈地同意。两人含泪而别。
傅书堂被送到地处北极圈的考米自治共和国北方劳动野营和苏维埃农庄，开始了5年的劳动改造。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吓倒他，“并未减少自己的努力精神”，他决心以努力和忠实来洗刷泼在自己身上的污垢。他先当简单操作工，后学习厨师，继之任饭堂主任、面包炉的总管。不幸的是，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苏中央政府命令：没有中央政府批准，野营中任何人不得释放。刑期已满的傅书堂又碰上了新的紧箍咒。但野营内苏维埃农庄的长官们被傅书堂的努力和忠实深深打动，连番上书请求释放傅书堂。1943年8月，中央政府终于批准，傅书堂得以获释。（ 鞠维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