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叛徒后，青岛的形势依然严峻，玉真和淑秀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回家等待时机。1935年，玉真和曾在高密县委任职的马馥塘结婚，辗转几年之后，回到党的怀抱。李淑秀则在家苦守育子，侍奉年迈的双亲。
1929年2月，党中央针对山东“二王”叛变的严重事件决定，凡是叛徒认识的同志均调离山东，以保护党的干部。省委书记卢福坦等调中央另行分配，傅书堂等去苏联学习。卢福坦等先行，省委书记一职暂由傅书堂代理。3月2日，书堂启程，临行前曾对妻子和弟弟妹妹们说：“我出去学个三年两载就会回来， 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父母，坚定地跟党走，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谁曾料，此行一别竟是25年。
书堂到苏联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建设理论，非常惬意。学习内容在国内闻所未闻，学习环境也非国内所比，同学都是来自中国的青年，又都是来自斗争第一线的砥柱，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入校第一关当然是语文关，必须先学会俄语俄文。这些对书堂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如饥似渴，认真刻苦，进步非常快。令他们中国学生迷惑的是苏联的政治局势。1924年列宁逝世后，面临的头等大事是接班人问题。按列宁遗嘱是让托洛茨基接班，但遗嘱时托洛茨基不在跟前，远在外地。在跟前接受遗嘱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斯大林。及至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列宁已经逝世，悲痛中仁慈谦让的托洛茨基不与计较，一切按斯大林的意见办。苏共的大权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落在了斯大林手中。然而，斯大林的德才在列宁和苏联广大党员群众心目中远不如托洛茨基高。就是这样的政治思想深深熏陶了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偏偏斯大林上台后在重大路线方针政策上有悖于列宁思想，引起了托洛茨基等人代表的苏联大多数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初始，斯大林视托洛茨基为反对派，从组织上进行清理；后来视为反党反列宁主义的反动派，从组织上思想上肃清搞臭。当时东方劳动大学中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不知为什么，斯大林宣布，欢迎在苏的中共党员给苏共提意见，欢迎并鼓励在苏的中共党员加入苏共，加入苏联国籍，参加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对斯大林极力迎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傅书堂于1930年7月转为苏共候补党员，并转入列宁学校，在“红色无产者”机厂和“麦共世”造车厂参加生产工作。（ 鞠维积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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