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书堂传记:(八)

Admin 发表于2016-05-19 13:27:28
自从高密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后,书堂的家既是党支部的驻地,也是党员和同志们互相联络的交通站。党组织的会议经常在他家开,过往的同志经常在他家落脚。7月底被逐出青岛的刘子久,就是先到这个家里暂住后转回济南的。这对一个本来就很贫寒的家庭来说就更不容易了。但书堂的父母开明至诚,总是鼎力相助。党组织开会,二老就轮流在门外望风放哨;有同志过往落脚,二老比自己的孩子还痛爱,尽力热情招待,把自己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做给同志们吃。连书堂那14岁的二妹玉真也深明事理,不是帮助哥哥印宣传材料,就是帮着哥哥出去贴传单,站岗放哨,送信找人更是平常之事,实在难能可贵。书堂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深深地影响了全家人。
1926年2月7日,书堂奉命代表胶济铁路工人出席了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从天津归来后,他接到中共山东地执委关于在坊子建立秘密交通站的指示,为保证济南与青岛间的交通联系,拟在坊子火车站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书堂利用铁路上原来熟悉的关系,于3月建立了坊子铁路党支部,并亲任书记。这个党支部的工作一直延续到翌年7月,对转送党的干部,传递党的文件,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春,中共山东地执委决定,潍县以东的党组织归青岛党组织领导,并派邓恩铭、傅书堂重返青岛,整顿党、团、工会组织,命于维功将这一决定送达。傅书堂接到通知后,认真考虑,目前青岛的形势仍很紧张,要完成任务必须有可靠的眼线,他决定带上二妹玉真一同前往。他将高密党组织的工作安排妥善,然后带上玉真秘密赴青岛与邓恩铭取得了联系。他将玉真安排在铃木丝厂,以做工为掩护,一方面了解掌握丝厂的情况,一方面为隐蔽下来的老党员赵鲁玉作眼线,掩护赵鲁玉开展工作。他偕邓恩铭凭藉熟悉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群众基础,陆续与保留下来的党员、团员、工会委员取得了联系,很快整顿并恢复了四方机厂党支部和铁路机务段党支部,在各纱厂建立了党小组,恢复建立了胶澳中学、四方机厂等9个团支部,在市内建立了两个秘密联络点,并与大英烟草公司、祥泰木厂和青岛大学的党员接上了关系。为了加强对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和秘密工作的训练,于5月在沧口办起了训练班,轮流对党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工人运动史和组织纪律的教育,并在“五一”前后分别在沧口、四方召开纪念会,演讲“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及意义,阐明工人阶级团结的重要性。为了宣传党的地位和作用,扩大党的影响,他俩一起还建立了地下印刷厂,出版《红旗》、《铁路工人》等宣传品,翻印过《共产党宣言》等。书堂又担起了刻蜡板和油印的任务。这期间,他冒着极大的危险,代表党组织登门抚恤了在青岛遇难的工人家属,其中,给胡信之先生的母亲和妻子送去500元银洋,并表示慰问。
经过整顿,青岛党团组织有了发展,也有了起色。为加强统一领导,遂成立了中共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邓恩铭任书记,傅书堂任委员。这次整顿是严厉的,对在领导罢工运动中表现动摇的王象午,坚决开除出党。但对历次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坚定的伦克忠的牺牲深表惋惜。伦克忠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就向傅书堂明确提出了入党申请,这次整顿中邓恩铭、傅书堂多次研究,决定追认伦克忠为正式党员,成为党组织行使追认权的初始。
1926年下半年,书堂根据邓恩铭的指示回到家乡建设“根据地”。这时高密已建立的6个党支部正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迫切需要有一组织统一领导。书堂根据中共山东地执委的指示,经过认真筹备,在他的家中秘密建立了县级党组织——中共高密地方执行委员会,他亲任书记。从此,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更深更广了,从县城到乡村纷纷传闻,“大救星共产党真的来了”。这年冬至月二十三日,书堂与李淑秀结婚。他俩虽非青梅竹马,但却早就相识,彼此深知。从此,书堂又多了一位有力的帮手,党组织又添了一位出色的掩护者。
1927年3月,书堂调任中共山东区执委特派员,中共高密地执委书记之职交由尚鲁民担任。书堂作为特派员常驻高密,指导高密地执委一方面搞好宣传发动工作,利用发传单,办夜校等形式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另一方面继续抓好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把工作重点转向乡村。这段时间,高密地区党的工作非常活跃,党的支部增加到11个,而且在火车站、柏城、夏庄、张鲁、宋家屯、栾家庄等党支部驻地相继办起了夜校,党组织利用夜校作为阵地,向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教育。( 鞠维积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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