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张作霖发布了杀害李大钊和我父亲等20位革命志士的命令，指控其罪名为“组织党部，宣传赤化”，“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党，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各处死刑”。中午十二时半，李大钊和我父亲等20位同志分载6辆囚车，被押送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张作霖这个帝国主义忠实走狗，杀害中国革命志士用的刑具是从外国买来的灭绝人性的绞刑架。4月29日《世界日报》报导：“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李大钊同志和我父亲首登绞刑台，英勇就义。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95期发表了“悼念李大钊同志”的文章，谴责北洋军阀残害革命志士的暴行，文章指出：“我们勇敢同志之血，从今在革命群众队伍里，永远刻着蒋介石、张作霖二大刽子手的名字”，“大钊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名字，将为几百万北方群众所牢记不忘。我们的英勇同志之死，愈加激起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1959年4月，陈毅在《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一文中对“四．二八”烈士的殉难给予很高的评价：“三十年前的今日与守常同志共同殉难的如杨景山、谭祖尧等是共产党员，如路友于（山东人），邓文辉（湖南人）等是国民党员。我于1923年到1926年春，在党与守常同志领导下，在北京与他们一道工作,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至今印象很深，瞻拜墓道后，更加深了这一印象。我相信为了爱国事业的巩固与胜利，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均可与我党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的。与守常同志一道牺牲的同志们以他们的革命活动在历史上证实了这一信念”。
父亲殉难后，战友们把他埋葬在西山脚下。父亲自投身革命，就为积弱的民族而焦虑不安，为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而愤愤难平。他为寻求一条中国的出路奋斗了一生。而今，我国各族人民早已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了解放。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父亲的遗愿在祖国大地上已成为现实。在党的教育下，我已成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如能知道这一切，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多年来，我一直想把父亲的革命事迹整理出来，以鞭策自己，教育后代。惟苦于父亲就义时自己的年纪小、情况了解甚少，幸有父亲生前的好友，如梁竹航、陶钝、范予遂、刘瑶章、郝任夫、隋灵壁、李世军诸前辈健在，他们给我寄来了许多有关纪念父亲的文章，和当时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的回忆：如《我的良师益友路友于同志》、《回忆和路友于同志同事期间的点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个国民党人》、《北京同就义，鲜血久愈红》等，这些不仅使我对父亲的革命生涯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我受到了深刻教育。李大钊同志的长女李星华同志生前给我叙述了父亲坚持国共合作、临危不惧的情景；贾芝同志多次寄给我有关父亲的史料和照片，张挹兰烈士的胞弟张友松寄给我有关书刊，范鸿劼烈士胞兄范鸿勋老先生向我提供重要线索， 这些都给了我很大帮助和鼓励。在纪念父亲殉难五十四周年的时候，我只有继承先烈的遗志，把余生精力全部贡献给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对得起父亲，才无憾于父亲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
（作者系路友于烈士的女儿，生前为我国著名小麦条锈病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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