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端谊追忆纪念父亲路友于烈士(下)

Admin 发表于2016-05-19 14:33:35
 1927年4月6日,是我永记不能忘记的日子。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帝国主义驻华使团阴谋勾结,公然破坏国际公法,派宪兵军警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和我的父亲,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张挹兰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等35人。4月7日,《北京晨报》以“搜查共产党大本营,李大钊,路友于被捕说”的标题,报导了反动军警包围袭击苏联大使馆和搜捕革命党人的情景;4月13日,《顺天时报》用“被捕中之两个人物,李大钊与路友于”为标题作了报导。在敌人监狱中,在法庭上,父亲作为要犯被审讯,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敌人的淫威下,在敌人的绞首台上,父亲表现了他对革命无限忠贞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这样的一天,其实父亲早就预料到了,也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准备。据我的母亲回忆说,父亲有一次问她:“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吧?”又自己回答说:“我是干革命的,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李大钊同志和我父亲等人被捕后,北京各界积极开展营救活动,与此同时,新旧军阀加紧进行卑鄙的阴谋勾结,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吴俊升等都发来电报要求“严办”;蒋介石特密电张作霖,主张将被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4月28日,张作霖发布了杀害李大钊和我父亲等20位革命志士的命令,指控其罪名为“组织党部,宣传赤化”,“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党,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各处死刑”。中午十二时半,李大钊和我父亲等20位同志分载6辆囚车,被押送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张作霖这个帝国主义忠实走狗,杀害中国革命志士用的刑具是从外国买来的灭绝人性的绞刑架。4月29日《世界日报》报导:“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李大钊同志和我父亲首登绞刑台,英勇就义。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95期发表了“悼念李大钊同志”的文章,谴责北洋军阀残害革命志士的暴行,文章指出:“我们勇敢同志之血,从今在革命群众队伍里,永远刻着蒋介石、张作霖二大刽子手的名字”,“大钊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名字,将为几百万北方群众所牢记不忘。我们的英勇同志之死,愈加激起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1959年4月,陈毅在《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一文中对“四.二八”烈士的殉难给予很高的评价:“三十年前的今日与守常同志共同殉难的如杨景山、谭祖尧等是共产党员,如路友于(山东人),邓文辉(湖南人)等是国民党员。我于1923年到1926年春,在党与守常同志领导下,在北京与他们一道工作,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至今印象很深,瞻拜墓道后,更加深了这一印象。我相信为了爱国事业的巩固与胜利,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均可与我党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的。与守常同志一道牺牲的同志们以他们的革命活动在历史上证实了这一信念”。
 父亲殉难后,战友们把他埋葬在西山脚下。父亲自投身革命,就为积弱的民族而焦虑不安,为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而愤愤难平。他为寻求一条中国的出路奋斗了一生。而今,我国各族人民早已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了解放。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父亲的遗愿在祖国大地上已成为现实。在党的教育下,我已成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如能知道这一切,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多年来,我一直想把父亲的革命事迹整理出来,以鞭策自己,教育后代。惟苦于父亲就义时自己的年纪小、情况了解甚少,幸有父亲生前的好友,如梁竹航、陶钝、范予遂、刘瑶章、郝任夫、隋灵壁、李世军诸前辈健在,他们给我寄来了许多有关纪念父亲的文章,和当时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的回忆:如《我的良师益友路友于同志》、《回忆和路友于同志同事期间的点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个国民党人》、《北京同就义,鲜血久愈红》等,这些不仅使我对父亲的革命生涯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我受到了深刻教育。李大钊同志的长女李星华同志生前给我叙述了父亲坚持国共合作、临危不惧的情景;贾芝同志多次寄给我有关父亲的史料和照片,张挹兰烈士的胞弟张友松寄给我有关书刊,范鸿劼烈士胞兄范鸿勋老先生向我提供重要线索, 这些都给了我很大帮助和鼓励。在纪念父亲殉难五十四周年的时候,我只有继承先烈的遗志,把余生精力全部贡献给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对得起父亲,才无憾于父亲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
(作者系路友于烈士的女儿,生前为我国著名小麦条锈病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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