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京执行部成立以来，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斗争日趋激烈。左派坚决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右派极力反对三大政策。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西山碧云寺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即所谓的“西山会议”，并在北京南花园一号成立伪党部，与翠花胡同八号国共合作的领导机关北京特别市党部相对抗。为了反击反共逆流，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联合北京各进步团体，组织了“左派联席会议”（简称：“左联”）。我父亲组织领导的国民党左派青年团体“中山主义大同盟”为“左联”成员之一。“左联”的成立，使革命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更加孤立了国民党右派。对“西山会议”派所散布的反动谬论，父亲十分愤慨，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经常在基层召开辩论会，从理论上批判“溶共”的反动本质，这就是当时传说的“路友于舌战群右”。随着斗争的激化，北京执行部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丁惟汾等人也向右转了，他们以国民党元老自居，说什么国共两党合作是形式，国民党是正统，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他们和李大钊同志发生激烈争论。国共合作能否坚持下去，受到严重考验。在大是大非面前，父亲明白丁惟汾他们错了，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国民党也要走共产党的道路，走共产主义之路”。他决心和李大钊同志站在一起，坚持国共合作。他经常告诫青年人说：“我们不可盲从丁先生的主张，我们要走三大政策的道路，他们这样滑下去，危险很大”。在斗争的激流中，李大钊同志更加了解父亲，也更加信任和倚重父亲。1927年，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进行选举，中共北方区委提出了“将党权（国民党党权）交给左派”的口号，左派大获全胜。在这次选举中，父亲当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在处理执行部内部矛盾时，大钊同志总是和父亲交换意见，通过父亲向国民党在北京的上层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了不少人站在革命一边。
1927年3月，白色恐怖笼罩了北京城，革命活动完全转入地下，国共合作的领导机关北京执行部的委员们纷纷离开北京南下，留下来的李大钊同志和我父亲坚持工作。一次父亲冒着危险到师大革命青年秘密集会地点前铁厂槐庐，向大家分析了全国及北方革命形势，要求大家切实注意安全，防止发生意外。许多同志劝他暂时躲避一下，父亲说：“北方执行部的委员们几乎全部离开北京，但仍有很多工作等着去做，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走，我必须留京随同李先生（大钊同志）继续工作。”这期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陶钝来向父亲汇报北京大学的革命活动。李大钊同志来到父亲住处。父亲向大钊同志介绍了陶钝同志。大钊同志握着陶钝同志的手说：“在翠花胡同见过你，字写得很好。”他向陶钝同志详细地了解了北京大学和社会各阶层的动态。
在苏联大使馆被搜捕的前三天，杨度同志向共产党组织汇报了奉系军阀即将搜捕革命者的消息。此时东交民巷大使馆的周围，行动诡密的密探已星罗棋布，进出的人员都受到监视和跟踪。在形势十分危险的情况下，4月3日这一天，父亲仍冒着危险去探望患肺病的朋友，适逢这位朋友正要去磨石口疗养，他深为父亲的安全担心，再三劝说一起躲避几天，过了风头再回来。但革命工作已占据了父亲的整个心思，他已无视于个人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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