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最后几年的风风雨雨是与李大钊同志一起度过的，就义时又是和李大钊同志一起走上绞首台的，父亲当以此引为自豪。这张照片是父亲留念给女儿的珍贵纪念。我把照片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几十年来，父亲的形象总是激励着我前进，鼓舞着我奋发，促使我为革命献出力量。
1918年父亲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担任七班班长，又是学生会领导成员。他目光远大，做事干练，深得同学们的信任。这期间，他结识了山东同盟会的一些前辈。他为祖国被帝国主义瓜分而切齿，为自己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而扼腕。父亲以善文著名，他的文章气势豪迈，激情满怀，在师生中影响很大。当他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庶民的胜利》时，不禁对李大钊同志产生了由衷的仰慕之情。
孙中山先生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改组中华革命党为国民党。1923年，孙中山先生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我父亲早年参加了中华革命党的活动，1923年转入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为加强对北方地区的领导，大会闭幕后，中央派李大钊、于树德、丁惟汾、于右任于1924年3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央党部北京执行部，父亲任执行部秘书。1926年，父亲以北京市代表资格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大会秘书处任秘书，参加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弹劾反对国共合作北京西山会议派提案审查工作，由父亲在大会上报告了审查结果。在这次大会上，父亲当选为国民党二届候补中央委员，返京后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政治分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监察员、执行委员、商民部长。
在北京执行部工作期间，父亲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当时，北方执行部的国民党负责人名义上是丁惟汾，而担负实际责任的是路友于。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引下，父亲努力推动国共合作。父亲的稳重干练和组织才能，对革命事业的赤诚深得李大钊同志赏识。共同的崇高信念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924年春天，为进一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由李大钊同志具体领导，促进中国和苏联建立邦交运动。5月31日，签定了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苏协定。父亲为了纪念中苏之间的友谊，给哥哥改名为强谊，意思是加强和发展这个友谊，给我起名为端谊，意思是珍重这个友谊，使之沿着一条端正的道路前进，这也是父亲留给女儿永久而珍贵的纪念。为宣传中苏协定签定的伟大意义，父亲奔走于各群众团体和报社之间。北京《益世报》一位编辑由于对中苏协定的意义认识不足，发排制版时删掉一篇重要的文章，父亲闻讯后立即找到他促膝长谈，直至深夜，阐明中苏邦交的重大意义，使这位编辑心悦诚服，事隔五十多年，他仍记忆犹新。1926年，当冯玉祥国民军退出北京后，《益世报》在社长的操纵下，开始向右转，报上刊登了反苏文章，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为回击这反苏逆流，父亲受北京执行部委托，通知《益世报》编辑、国民党左派刘瑶章先生等人联名刊登启事，声明同《益世报》脱离关系。以后父亲又介绍刘瑶章先生在苏联大使馆会见了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又亲自介绍刘瑶章先生前往武汉参加革命活动。父亲认识到苏联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榜样，因而全力以赴，为巩固和发展中苏友谊而做了不懈的努力。
1924年底，李大钊领导了召开国民会议运动，与反动军阀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相抗衡，于1925年3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一百余人，父亲是代表之一。之后，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父亲积极参加了“关税自主运动”，参与组织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对我革命群众血腥屠杀的消息传到北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北京人民连续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在召开第一次“北京国民大会”的前两天，父亲携带由他起草、李大钊改后付印的《北京国民大会宣言》，积极寻找同志们作发动群众的工作，并留下一部分大会宣言嘱游行时散发。父亲挺秀而生动的文笔，深刻地反映了被压迫大众的痛苦与愤怒，使大家深受鼓舞。父亲用他那犀利的笔触为革命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奋斗终生，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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