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我家就成了党的秘密工作联络点。我的兄长带领全家为革命竭尽全力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乃至家破人亡。我的兄长宋合初和三弟宋盛三都惨遭凶恶的敌人杀害，老母被敌逼死，侄子宋质彬致病丧生，剩下寡嫂向亲友逃难讨饭，被迫卖女度日。
1927年秋，我父亲病逝，家中丧失了主要劳动力。从此，家庭的全付重担都落在长兄的肩上。这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初期，革命的传闻在我县秘密传播。我兄长宋合初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就参加了国民党，他把亲眼看到的旧社会的腐败情况和一些革命口号告诉了我，如”打倒列强”、”除军阀”、”反对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抗粮抗税才能过好日子”等等，同时还介绍了我参加了国民党，从事秘密地下活动。从内部获悉：国民党在上海的劳动大学附中，要各地秘密输送学生赴考。于是，我哥就保送我去上海入学。在沪期间，我遇到很多山东同乡的国民党员。他们向我灌输了一些革命口号，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旧政府如何腐败无能，只有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中国才有前途。这一切对我启发很大。不久，我患了急性骨髓炎，被迫弃学而住进了”慈善医院”，经过多方治疗才幸免于死。回家休养了数月，才能拄棍下地活动。为了给我治病养病，家兄不惜重金，借债卖地来救活我。半年以后当我基本痊愈能走动时，恩兄又为我的前途着想，竭尽全力再次借债供我去外地读书。三年的时间里我就读于四所中学，虽未毕业却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不满现状的进步青年和革命者。他们是我认识到不能对国民党抱任何幻想，而倾向跟共产党抗日干革命。这个思想转变也是我从兄长的切身经历中了解到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许多事实中促成的。这时，我兄长也厌弃了国民党下层人员的生活，而辞掉县党部助理干事的职务，改为教书。
“九一八”以后，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消极抗战更加不满，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1月，经于云亭介绍，我参加了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走过了许多坎坷曲折的艰险道路，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才是真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曾被敌人通缉而逃亡过;被捕后在狱中进行了坚决斗争;193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无条件获释，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立即组织抗日武装。搞政权建设等等，这些都得到了以我大哥为主的全家人的同情和支持。在我参加革命时期，全家陪伴我共同度过那极为艰险的战斗历程。受我的连累，全家人冒着风险日夜提心吊胆，长年过着贫困的生活。
我的胞兄宋合初不仅在丧父后家境困难的条件下，典地卖地。借债负息，东拼西凑地供我读书，从病危中把我救活，而且是我革命的启蒙良师。他为人宽厚有正义感，重友谊又主持公道，对旧社会时常发表不满的言论。为此，相邻们都很敬重他，友善的称他的绰号“盒子炮”。
在我入党以后，胞兄也受到革命的影响，始终不渝的带领全家不但同情。支持我干革命，而且亲身参加了革命，做了许多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当时，我的工作日益艰巨而繁重，和我联系工作的党外同志日益增多，我家就成了党在这一带的联络点和地下交通站，不少联络工作就靠我哥的公开身份去递送书信，还为一些同志寻找公开职业(如当教员等)，以便掩护革命工作。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的党组织和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自己的革命同志来看待，让他担当了地下共产党员不便出面的许多重要的危险工作。1932年冬，我受敌人追捕而被迫离家在外，县委也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老同志们予以热情接待，同情和支持同志们的革命活动。
后来，我虽然离家多年，但是我家仍是可靠的党的交通联络站。不论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我家所起的作用从位停止中断过，以我哥的社会关系作掩护进行联络工作。即使在”一一四”大暴动失败后，胶东党处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我家还是保持着秘密的接头关系。在本地几十名党员牺牲的严重日子里，我的弟弟依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隐蔽的地下活动。
这时，我哥被生活所迫到青岛谋生，仍没放弃同情和支持党的活动。在”一一四”暴动后，为躲避敌人的捕杀，我村不少党员如宋贵平、宋红海、宋书桂、宋盛三等人都先后逃到青岛，我哥克服了自己的种种困难，全力接待了这些人，使他们安居数月，渡过难关，待反动势力撤走，局面缓和以后，我哥又千方百计凑足路费，让他们返回家乡，继续为革命工作。我白色恐怖如此猖獗之时，我哥经受住了考验，仍然坚定不移的支持革命。
1935年夏秋，我被捕关押在青岛附近的李村监狱时，我哥不顾自身安危，冒风险两次到狱中探望我。支持和鼓励我们在狱中的斗争。
1937年10月，我被释放回家。大哥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接待我。热情接待来同我接头的同志们。我三弟宋盛三也获释回来。这时，我们弟兄三人和全家团聚一起，家中的革命气氛又活跃起来，接待工作也就更为繁重。我家人口多，尽管生活十分苦，但全家没有谁为接待叫苦埋怨。凡是到我家的同志从来是我家吃什么，同志们就吃什么，互相关怀，亲密无间。
我回家后，首先按照胶东特委指示，恢复了过去的原有组织，成立了牟平党工委。紧接着的头等任务就是在我家筹划拉起抗日武装。1938年1月，在党的领导下，我组织人缴了育林集伪区公所的枪支弹药，成立了第五大队。从此我就离开了家乡，率领这支抗日武装队伍进行斗争。同年5月，我带队去黄县，我哥由家乡也赶到黄县，找我要求参军。我向特委负责人介绍了他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关系，特委的意见是：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动员他回本地配合我党做上层统战工作。这样，他可以发挥很多的作用，更有利于开展地下工作。开始，他思想不通，经过讲明大局，说清利害，他同意了。于是，介绍他回乡同县委接上头。谁知，我们这次亲热的见面和匆匆的惜别，从此竟成永诀。
1939年10月，我又奉调令去了山东分局，于我哥分别后的一些情况，主要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来了解到的。
本县老党员于书年同志常住我家，很熟悉家中的情况。他多次告诉我，我哥始终与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每逢赶夏村集(区公所驻地)，我哥都要扮做赶集人前去收集各种情况，了解敌人的活动与敌人的各种关系，供县委参照作防范和利用。同时，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配合党的运动。到1039年冬，利用敌伪秦毓堂为巩固其他地位而扩大势力之机，党派他打入顽固派秦部。秦部为了笼络地方人材就给他个参议的名义。我哥经常从秦部搞出情报和枪支弹药。有一次，把武器交给了县武工队长邢光同志和付队长宋抡豪同志。（宋尚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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