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奉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指派到大连工作的。到大连之前还有一段由晋察冀到东北局和在东北地区参与恢复东北工业的插曲。
1946年，我奉晋察冀、冀热辽军区领导同志的指示，到东北局会见并请示彭真同志，目的是请东北局支援晋察冀边区部队所需的武器弹药和军需供应。见到彭真同志以后，他仔细听取了我对华北解放区情况的汇报后对我说： “华北需要什么，凡是东北有的物资，我们大力支援。”并让我去找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和军区主管后勤工作的张令彬同志
彭真同志是老领导，对我比较了解，知道我在晋察冀搞军事工业。他对我说，东北搞军工比华北条件好，特别是搞重型武器、弹药的条件，比其他解放区都优越。他让我留在东北搞军工。我说：“我服从组织决定。”当时我一方面全力完成程子华政委、肖克司令员交给我的任务，把部队急需的军事物资赶快运回去；一方面就留下搞军工的事请示晋察冀的领导。经组织上批准后，我就留在东北了。
为了尽快恢复东北工业的生产，彭真同志尤其重视煤炭、电力、铁路运输的恢复工作。为此，东北局成立了工业委员会，彭真同志任主任，陈云、李富春、王首道、陈郁同志任副主任，伍修权同志任秘书长，我作伍的助手，任副秘书长。随后派我到鹤岗、牡丹江、鸡西等地了解情况，并重点协助陈郁同志首先组织鸡西等地煤炭生产。有了煤炭供应，铁路通车了，电站发电了，东北的经济和政治局面开始好转。此时，哈尔滨、牡丹江、延吉都先后成立了子弹厂(复装)、炮弹厂(复装)、武器修理厂等军事工业。在伍修权的领导下，这些厂开始由修理、复装逐渐向制造迈进。在这一阶段我在技术上参加了必要的工作。
1947年夏秋之后，李富春、伍修权同志指示我去大连，说那里工业基础好，要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还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采取一切措施大量生产弹药，尤其是重型炮弹；需要东北局解决的问题，要及时汇报；要依靠地方党委，并向韩光同志说明，要把大连建成一个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军事工业基地。
1947年9月29日(中秋节)那天，我到了大连，见到了韩光同志，汇报了东北局的指示。韩光同志告诉我，华东的党组织已派朱毅、曹鲁等同志带来一些干部到了大连组建炮弹厂，目前正在摸索试验阶段，尽管技术上还没有完全过关，但组织炮弹生产的条件很好。后来我经过实地调查后，向东北局、东北军区发了电，报告了大连军工生产的情况，认为大连能够生产重型全装七五炮弹。
当时旅大处于苏军军管之下，建新公司是以民办商业的名义出现的，朱毅同志任经理，我任副经理，曹鲁同志任秘书长，建新公司当时也得到苏军的默许和支持。我们党委通过韩光同志的努力，几乎把大连的大型重工业工厂都从苏军手里接收了过来，其中有大连化学厂、大连机械厂、大连钢铁厂等。建新公司所用的原材料、电力及废钢铁也得到当地苏联驻军的支持。
大连建新公司七五炮弹的生产，经过科研、试制、生产定型等紧张的工作，以及老厂和引信、发射药、硝酸甘油、装弹等新建厂的通力协作，1947年底基本上达到了月产1万发的能力。
1948年我们生产了12.5万发炮弹，品种是日式和美式(七五口径)2种。当年就供给了华东战场，在著名的淮海战役中立了大功。1949年又生产了12.5万发，本来这一年可以多生产10万发左右，但因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我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胜利在握，遵总部的指示，因无贮存炮弹的仓库，只好减产。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建新公司的统计1948年为25万发，1949年也是25万发。我的意见，如果按一弹一筒，我的说法是对的(世界上的统计也如此)。但我们当时为了节约炮弹筒，每2个弹头、2个引信、2个发射药包、和2个底火配1个弹筒，战场上也是这么用的。因此两种统计都是有道理的。
为了支援各解放区自制(实际上是复装)子弹和迫击炮弹用的发射药，我们也是全力以赴，充分满足了各解放区的需要。
我们生产的炮弹质量也是可靠的。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正当我们开足马力为前线多生产炮弹的时候，前线指挥部发来电报，说建新公司生产的炮弹发生膛炸事故，死伤了炮兵战士，让我们派人到前线查明原因。收到这个电报后，我感到问题严重，因为当时我是主管炮弹生产和技术上的负责人，如有失误，我责无旁贷，应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当即派了叶英同志到浙东前线。叶英同志去后回电说：炸炮的炮弹不是我们建新公司生产的，而是我军缴获国民党的炮弹。为使前线总指挥部首长和指战员们放心，我们指示叶英同志在前线实地发射300～500发炮弹，试射的结果证明建新公司的炮弹质量可靠。因为前线对炮弹十分珍惜，只试射了100发，前线首长就不让再打了。此事虽然证明了建新公司生产的炮弹质量可靠，但也教育了我们，军工生产质量第一的方针和质量是军工的生命线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是战士的生命，也是战场上胜利的重要保证。
大连建新公司作为当时东北最大的比较现代化的军工生产基地，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几年的时间里就生产了50万发炮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建新公司生产的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争，特别是朝鲜前线用的炸药，几乎全部是大连建新公司(化学厂)供给的。建新公司不仅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而且为我国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培养了一批人材。如大冶特殊钢厂的建立，就是朱毅同志南下时，将建新公司所属钢厂成套设备带去建设起来的。1948年底沈阳解放后，沈阳兵工厂也是由大连建新公司派去一批干部帮助恢复起来的。同时，建新公司还为民用部门输送了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
回顾往事，我为建新公司取得的成绩而欣喜，也更加怀念为夺取这些胜利而牺牲、流血的战友，这些同志的光辉业绩和英勇的献身精神至今还深深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如在炮弹的研制、生产过程中，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加之有些同志热情很高但科学知识不足，在一次炮弹引信试爆事故中，优秀的干部吴屏周同志光荣牺牲；在另一次硝酸甘油爆炸事故中,有6位工人同志光荣牺牲；在运送发射药的事故中，一次就牺牲了9位同志；在去鞍钢抢运钢材时，还牺牲了1位出色的年轻干部安疆同志。吴运铎同志也是在大连试制炮弹时受伤致残的。大连建新公司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一心为前线，一切为革命，艰苦奋斗，努力生产的光荣传统，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
总结过去，建新公司的成绩应当归功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华东局、东北局以及旅大地委的正确领导，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着我们不断夺取胜利，这条基本经验是我们在今天的四化建设中永远不能忘记的。
(张珍同志原任兵器工业部部长、国防科工委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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