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日本人经营的企业、商店倒闭，市面混乱。我们接收几家大百货店之后，市委指示我们开展正常营业，承担起供应市场、活跃经济的责任。据此，1945年末，成立了新华公司，由我任经理，孙文瑞任副经理，办公地址设在原浪华洋行3楼。公司内除设经理室外，还有人事科(科长姜玉珍)、总务科(科长李元亭)、财务科(科长于纯仁)、房产科(科长张积言)，分工负责所属企业的经营管理业务。
新华公司的所属企业，除成立最早的总局被服厂外，有中华商店(原三越洋行卖场，经营不几天即被苏军要去，改名秋林公司)，经理常维尊；中华商场(原几久屋)，经理王盛达、马鹏飞；新华商店(原浪华洋行1楼)，经理常维尊；久大贸易公司(在火车站西侧道南拐角处)，经理初子光、傅子勤；久大汽车公司(原在实验剧场后面，后迁劳动公园北门体育馆道东，现友好街42号电子研究所技术服务部)，经理宋存亭；针织厂(现大连棉织厂)，厂长刘洪顺。并在新华公司2楼开设了舞厅，作为全市商人聚会的场所，便于我们从中了解政治、经济情况，经理是吕惠之。在新华公司南侧，开了个大华饭店，有警察站岗，是地委、总局招待宾客的地方，经理王家岳。
新华公司成立后，地委和总局给新华公司规定的任务是：
1.继续接收敌伪财产。因为这部分财产，我们若不接收，苏军也会接收，或流入某些私人手中；
2.接收的企业、商店，恢复营业和生产；
3.受肖劲光同志的委托，由新华公司代表东北局向苏军办理物资交涉，签订贸易合同(因我们当时和苏联没有建立政府间的外交关系，只能通过民间商业形式办理。此事是1946年夏天肖劲光同志二次来大连时，领苏军政委到新华公司商定的)。地委决定：凡是新华公司同苏军交涉的物资，一律由黄达同志负责转运给东北局。
没收工作继续由孙文瑞、王盛达等同志负责进行。他们地面熟、结交广、办法多，通过说服教育，取得了很大效果。当时日伪军警手中有不少枪支，市面白天黑夜都经常听到枪声，有些苏军士兵盗卖枪支。为避免这些枪支流向民间，影响社会治安，总局指示我们收缴枪支时，也可以花钱收购。经王盛达等人工作，收缴(包括收买)了上百支枪支，主要是手枪。这些枪支当时除交总局部分外，一部分被解放区派来的干部要走了。如辽南部队派王成学(原胶东公安局干部)来要去一部分；烟台市公安局要去一部分(当时新华公司和烟台公安局联合经营水上运输)。还有30多支存放在新华公司的保险柜里，由路淑娟负责保管。
日本人遣返回国时，新华公司设立了10多个点，专门收购日本人处理的家具等物资。
我们在没收敌伪财产的工作中，不仅与日本人、白俄斗，也和迟子祥(当时是苏军利用的大连市市长)等汉奸资本家斗。在我们没收几个日本配给品仓库时，迟子祥的大儿子迟良甫也去搞“没收”，被我们的工人赶跑了。迟子祥大动肝火，到苏军司令部告我们的状，说：“有谢谦在大连，我这市长不干了!”苏军司令官高兹罗夫找赵东斌总局长去研究，我们把迟良甫侵吞、没收日本人的财产全部调查材料交给了高兹罗夫，时间、地点、人证、物证都有，迟子祥讨了个没趣，只好认输。他知道自己是坏蛋，曾两次到新华公司登门拜访我，要请我到宾馆吃饭，和我交朋友，实际是怕我老抓他的辫子，告他的状。
1946年夏天，苏维之来新华公司任经理，我改任副经理。苏不久又南下了(后任武汉市工商局局长)。1947年初，陈泽(后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已逝世)来新华公司任经理，后将新华公司的部分财产带去同利公司。
根据地委指示，新华公司于1947年7月结束，财产全部交关东贸易公司，我调关东公安总局任生产科科长。
筹集支前物资
新华公司当时不仅保证大连地委、公安总局的一切供应工作，同时对华东和东北各军区都有一定的财力、物力的支援。大连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物资支援是无法计量的，是名符其实的后方供应站。
1946年初的一个夜晚，韩光同志半夜把我找去，向我介绍说：“这是肖劲光同志，是东北前线指挥，乘苏军飞机来，刚下飞机，是为布匹而来的。”肖劲光同志说：“从关内调东北的部队，因被服供应跟不上，抵御不住东北的严寒，有的都冻坏了。”情况十分紧急，市委第二天一早就开会，决定全力以赴搞布匹。新华公司组织人力进行收购。我还领肖劲光同志参观我们的商店，让他亲眼看看商店摆的布匹都是私人委托商出售的。我们还为他购买了望远镜等军用物品。在市委统一领导下，新华公司很快搞到了一大批布匹，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从解放区、敌占区、海外来的干部和过路客人，凡经批示，从头到脚的穿戴，全部由新华公司开销。如阎宝航(我地下干部)、徐寿轩(国民党中央委员)、袁东衣(宋子文秘书)从国统区来大连，日本反战同盟人士冈野进等，都由新华公司用最好的衣料，做成全套衣服，并在大华饭店举行迎送宴会，临走时还代赠高贵礼品。胶东地区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小林和土肥来大连，地委统战部交由新华公司给安排食宿。地委、总局举行盛大宴会都在大华饭店，由新华公司开销。关向应同志逝世的丧事用品，也是由新华公司准备的。我们没收的医药和医疗器材，都交给廖由洁(住在新华公司)同志转运东北战场，并派人协助收购和通过贸易商到南朝鲜去采购医药。支援前线的大宗物资是棉布、棉纱和汽油。我和公安总局何振亚督察长曾经率领20几台汽车往安东送过一次汽油，是吕东同志亲自接收的。棉纱主要是金州纺织厂的产品，归苏军工业部长鲁亭高管。经过多次谈判交涉，才将棉纱交付新华公司，还要新华公司交付现金。然后，我们转交黄达同志运往东北。其间，我们发现被白俄从中用高价买去一部分，经和苏军司令部交涉，我们抄了白俄的家，抄出的元宝包了一小包袱。支援辽南的物资，主要是汽油。负责接运人是杨勉和周民。
疏 散 财 产
1947年春天，由于形势的变化，地委做了关于国民党接管大连后的对敌斗争准备工作。我们根据地委指示，开始对新华公司的资金和物资作了疏散。除有些物资运到总局仓库和部分财产移交同利公司外，还分出一部分资金设立了几个商店，以干部个人名义经营，这样一旦国民党来了，能站住脚。同时对人员进行了清理，对有问题的人分别做了处理，严重的捕办，一般的辞退。余下的除公司本身保留一部分外，分散到各个商店。这些商店都由新华公司出资，由个人出面经营；与公司立有合同，收入按比例公私分成。到1948年夏天，这些商店除个别外，都先后结束了营业。
新华公司内部的敌我斗争
大连解放初期，新华公司为地委机关和公安队伍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保证了后勤供应，还筹备了大量物资，支援了华东、东北的解放战争。东北民主联军和旅大地委、公安总局领导都很重视新华公司的工作，给予很多鼓励和帮助，这是新华公司取得成绩的根本所在。由于新华公司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引起敌人的注意和重视。国民党不仅利用广播电台，对它做过多次造谣攻击，并多次派遣特务分子，打入公司内部，发展组织、窃取情报，进行破坏活动。最早是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派林钧朴打入新华公司，先后发展10几个人；后是潜伏特务分子隋成维；再后是以赵元旭、于中为首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活动很猖狂。他们在宿舍(现旅游旅社)开会，研究对策、拉拢青年，发展组织。受其拉拢跟他们跑的有郭科、李元亭、徐建修、路淑娟、王佳芬等人。隋成维是国民党从普兰店派进来的，单线领导，利用会计身份做掩护，不和其他国民党分子发生横的联系。因会计办公室与经理室相邻，便于掌握公司领导活动情况。隋表面老实，伪装积极，一本正经，不露声色地窃取情报。中山区区长潘清平(与我情报部和苏军有联系)一天对我说：“你们会计金库里有30多支手枪，你查一下这情报是谁送给国民党的?”当时管金库里手枪的是路淑娟，经反复研究．认为不可能是路干的。不是路是谁呢?一时想不出来。后来还是通过潘从普兰店把情报底稿搞了出来，才知道是隋所为。1947年春，国民党中将董彦平来大连“视察”之前，由苏军把这3帮特务分子全部逮捕押去苏联。
1946年～1947年，在公安总局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先后在被服厂、新华公司和舞厅召开过3次坦白交待问题大会，教育了群众，发现了一些坏人，但最多的还是贪污盗窃问题，开除的不少。对政治问题，当时的政策是尽量动员其彻底坦白交待问题，一般不开除公职，免得在社会上制造麻烦。
在这一斗争中涌现出一些先进分子。他们立场坚定，廉洁奉公，工作积极，敢于同各种不良现象做斗争，先后立了功，入了党。他们是孙文瑞、张树恩、刘洪顺、刘立德、魏惠臣、史洪喜等同志。
(本材料是根据谢谦同志1983年和1984年写的《建国前公安工作回忆》，由大连市公安局公安史编辑室综合整理，并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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